1938年6月，邓小平到129师没多久就当众把参谋长李达狠狠批了一顿，连刘伯承都看呆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红军129师的首任政委是张浩，但是因为长期在战役中摸爬滚打，张浩积劳成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实在无法胜任129师的政委工作，张浩向中央军委申请调离了前线，这下129师政委一职就空缺了下来。 当时，红军的军事将领名家辈出，但是好的政委十分缺乏，经常一人身担好几个政委或指导员。经过中央军委的慎重考虑，决定派遣邓小平同志前往129师担任政委一职。 按照政委这个职位的工作性质，新的政委刚到部队需要与原本的班子成员搞好团结，待关系处理好了，再进行工作。但是邓小平是一个干实事的人，他非常讨厌官场的那种老好人的角色，一上任就干实事，干正事。 后来129师的领导班子有人说，邓小平跟他之前遇到的领导不一样。因为邓小平对待士兵十分地呵护与关爱，对待干部却是十分的严格。 1938年6月，129师根据战争形势决定命令陈赓的386旅向南主动出击，进攻河南焦作一带，目的是破坏日寇在中原各队伍之间的联系。 邓小平与刘伯承将这出击的命令制定完毕之后，交给了参谋长李达。李达把这绝密情报封装好，交给司令部的参谋苟元书，让他派遣通讯员必须在第二天的早上八点送到70公里外的386旅，必须当面交给陈赓。 有人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不用电话或者无线电通知陈赓的386旅呢？这是因为当时我军反监听的设备非常的紧缺，时常遭到日寇的监听，所以类似这样攻击的军事任务还是由通信兵当面传递更加的安全。 苟元书接过李达给的军事机密，丝毫不敢怠慢，立刻找来了两名通讯员，命令他们快马加鞭在规定的时间内送到386旅陈赓旅长的面前。 师部距离386旅的距离说远不远说近不近，并且这两名通讯员经常执行长途的通信任务，再加上时间上不是很紧迫，这两人路过129师在营头村的采购站的时候，就准备在采购站歇歇脚。 二人推门进了采购站，采购站今天值班的刚好是他们的老乡，几个人就在一起聊起了天。因为采购站经常去城镇采购东西，所以经常有些紧俏的玩意儿在这出现。 值班的老乡见两人风尘仆仆，这时要出任务，念在是老乡，就把身上的卷烟给两人散了几支。要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是抽的土烟，这样的纸卷烟只有领导才能抽得上，这让两个通讯兵十分的享受。 喝了几杯茶，抽了几支烟，享受完毕，二人又骑着快马向386旅飞驰而去。一路无言，二人来到了陈赓旅长的面前，当陈赓把密件包打开的时候，三人都傻眼了。密件包竟然是空的，什么都没有！ 这可把这两个通讯员吓坏了，赶忙在身上，马背等地方寻找。但是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可把陈赓气坏了，要知道，这样的机密文件弄丢了，可能整支部队都受到日寇的威胁。 陈赓当即向师部打电话，用暗号说道：“大舅哥，你让我大侄子给我带的东西不见了，你想想是不是落在家里了啊？”师部收到信息也是心急如焚，但是因为保密政策又不能直接在电话里说明任务。只好回复“知道了”就匆匆地挂断了电话。 师部刘伯承当即找来安排任务的李达与苟元书，他念在李达参谋长的身份，没说什么重话，但是对苟元书十分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要知道在这个时期，一份军事密报如果被日寇截取，那么陈赓的整个386旅就危险了。 参谋长李达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当即命令人员沿途寻找。那么这封密件去哪里了呢？其实没丢，是两个通讯兵在采购站休息的时候，一时疏忽，把这封重要的信件落在了采购站。 李达接过找回的信件，仔细查看后，见没有开封的痕迹，心里的石头放了下来。随后命令苟元书亲自将这份机密信件送到386旅陈赓的手中。当天下午3点，苟元书把这份信件送到了陈赓的手中。 事情就这样算是有惊无险的结束了。刘伯承把师部的所有参谋叫到了一起，教导大家要以这件事引以为戒，做工作一定要仔细认真，切记不可粗心大意。 但是，邓小平对于刘伯承这样“温柔”的教育方式不是很赞同。当即站起来，板着面孔走到了李达的面前，指着李达说道：“这件事的责任，一小半在苟元书，一多半在你参谋长，平时对参谋们管教不严，才出现这样严重的错误。” 这让大家十分的吃惊，要知道参谋长在军中的身份是很高的，是可以越过司令，副司令直接进行军事决策的重量级人物。但是邓小平并不在乎这些，只要事关原则，他就该说就说，该批就批。 李达也认识到了自己工作的失误，十分诚恳地向大家道歉，并决定把这次执行任务的两名通讯兵关禁闭。邓小平再次否定了李达的决策，说道：“这次事情对于士兵来说是一次意外，主要责任还是在领导，对待士兵要宽大处理。” 众人对邓小平的这个决定无不心悦诚服。 邓小平对待这件事的处理虽然话语不多，但是句句都是说在道理上，直接命中问题的核心，说得大家心服口服。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先辈，中国共产党人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成立让世界震惊的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