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1岁高龄的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在说到新中国的国号，是否要用“中华民国”这个简称时，慷慨激昂，引来大家热烈的掌声。 1949年9月26日，位于北京东交民巷的六国饭店里，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邀请了二三十位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齐聚一堂。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宴会，而是一次关乎新中国国号的重要讨论。 宴会开始前，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们手中收到的请柬上写着：＂9月26日上午11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当他们步入餐厅，周恩来令人关上大门，庄重宣布今天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新中国的国号是否要保留＂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 此时的司徒美堂已经81岁高龄，刚刚回到阔别多年的祖国。几个月前，他在旧金山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写道：＂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邀请他回来共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大计。这位曾任中国洪门致公党美洲总部主席的华侨领袖，毅然离开了生活了近70年的美国，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在司徒美堂参与这场关键讨论之前，新中国的国号已经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若将时间拨回到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二大上就曾提出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构想，设想用自由联邦制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随后的岁月里，这一构想几经变化：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1935年瓦窑堡会议将其调整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为适应全民族抗战需要，又改为＂民主共和国＂；直到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时，国号问题再次被提上日程。1949年7月初，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开始正式讨论国号问题。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毛泽东最初使用的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但这个国名引发了争议：雷洁琼认为太长；黄炎培和张志让提议用＂中华人民民主国＂，简称＂中华民国＂；而张奚若则建议去掉＂民主＂二字，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理由是＂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两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 六国饭店的宴会厅内，周恩来站在前方，目光扫过在座的革命前辈们。他语气郑重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他解释道，在讨论文件时，大家看到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下面，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个简称存在两种意见，有人赞成，有人认为不必要。 最先发言的黄炎培表达了对保留简称的支持：＂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3年一届，3年之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何香凝也表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 当第三位发言者周致祥反对简称后，宴会厅里的气氛微妙地变化了。这时，年逾八旬的司徒美堂站了起来。 司徒美堂的声音坚定有力：＂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4个字，则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 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立场：＂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3年之后才改？＂ 司徒美堂引用了古语：＂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做＇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称。＂ 这番掷地有声的话语一说完，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马寅初随即站起来表示：＂我完全拥护刚才司徒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张澜、陈叔通也纷纷表示赞同。 法律专家沈钧儒则从专业角度给出了分析：＂如果有些群众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他指出：＂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 会议进行到最后，18位发言者中有16人主张不用简称，态度近乎一边倒。周恩来作了小结，表示会将大家的意见送交政协主席团常委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