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9月，武汉一家军工厂的工程师韩庆生被戴上手铐，在上千职工的注视下带离了

1981年9月，武汉一家军工厂的工程师韩庆生被戴上手铐，在上千职工的注视下带离了厂区，关进了市公安局看守所。这位劳模工程师，因为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污水净化器图纸，并获得了600元报酬而被厂里指控为"盗卖图纸，泄露军事机密，剽窃他人科研成果，收受贿赂"等罪名。韩庆生1963年进入181厂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凭借过硬的技术，他成功研制出国内第一台污水净化机，为工厂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然而作为技术骨干和中层干部，韩庆生的月工资只有50元，加上妻子的工资收入，一家八口每月不到80元。为了养家糊口，韩庆生只好在厂区种菜，经常月底5元钱都借不到。 1980年9月，武汉洪山区一家濒临倒闭的乡镇农机厂找到韩庆生，希望他能帮忙设计新产品，承诺给他和其他3名工程师每人600元的报酬。韩庆生看到《人民日报》关于允许国营企业科技人员从事业余兼职的报道，以为得到了默许，便在周末下乡，帮助农机厂设计了污水净化器。农机厂因此起死回生，年底盈利5万元。然而好景不长，181厂领导得知此事后，派人封了农机厂的大门，并多次找韩庆生问话，逼他认罪。面对韩庆生的据理力争，厂党委书记却说："你是厂里的人，你的脑袋也是厂里的，你想的东西也是厂里的东西，你为别人做这些东西，等于偷了厂里的东西。" 随后，厂里发出案情通报，罗列了韩庆生的种种"罪名"。 1981年9月24日，韩庆生被铐住双手游街示众，随后被关进看守所。一审被判入狱300天。辩护律师周明达当庭为韩庆生做无罪辩护，认为其行为不具备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反而挽救了农民工厂，体现了科技造福社会的精神，获得了旁听席上知识分子的一片掌声。二审维持原判。韩庆生不服判决，在狱中给北京的报社、政府部门写信申诉。中央派出联合调查组，仅用三天就推翻了原判，宣布韩庆生无罪，为其恢复名誉并退还罚没的款项。武汉市委、省检察院领导也登门向韩庆生道歉。最终给韩庆生定罪的法官、181厂党委书记等人受到严肃处理。平反之后，韩庆生被调入武汉大学从事科研工作，他的科研成果多次被企业应用，为国家和学校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个人也通过技术入股等方式实现了财富与价值。而在更广阔的层面，这起被称为"改革开放知识分子第一案"的事件，打破了科技人员终身制的樊篱，敲响了尊重知识、解放生产力的时代强音，推动了人才流动的市场化进程。韩庆生案的根源，在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人才资源配置方式的僵化，和对民营经济的歧视。在那个年代，国家把科技人才视为国有单位的附属物，个人的智慧结晶也必须无条件地归企业所有。而处于社会底层的民营企业即便创造税收，也无权分享国家培养的人才资源。这种不平等，最终酿成了韩庆生的人生悲剧。诚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韩庆生利用业余时间和单位的设备获利的行为仍可能面临法律风险。但彼时的惩罚，更多是出于意识形态动机，而非妥当的法治逻辑。时过境迁，在今天看来荒诞不经的控诉，恰恰揭示了一个时代的局限。正如辩护律师周明达所言，当社会大环境发生变化，某些问题的讨论便失去了意义。无论个体的命运如何沉浮，改革开放的历史洪流都势不可挡地向前奔涌。信源：南方都市报——《改革开放30年：1982夹缝中的私营经济》

八十年代初我妈工资四十元正好是我整托幼儿园的园费，我爸四十多元工资是他俩生活费。每月还给我奶奶十元钱，大姑说是还我爸妈结婚的时候欠的债。我妈说兜里一毛钱花了八分给我买一个苹果送幼儿园。后来我妈把姥爷姥姥留下的门市房出租，每月从60元租金到后来90元。一下家里生活提高了，买个哈尔滨产的女士手表花了1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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