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8月7日，飞行员孙天勤像往常一样驾驶着我国的歼-7战斗机进行试飞，这一天是他期盼已久的日子，他也同样为这次叛逃台湾的行动做足了准备。下午13时50分，孙天勤的试飞任务开始。 1983年8月7日，辽宁大连机场天气晴朗，万里无云。下午13时50分，解放军空军试飞团第二大队副大队长孙天勤驾驶着一架歼-7ⅡA战斗机缓缓滑向跑道。塔台的指令在耳机中响起：＂5027号，准备起飞。＂孙天勤简短回应后，推动油门，战机迅速加速，脱离地面，向蓝天飞去。 这次看似寻常的试飞任务，实际上是孙天勤精心策划已久的叛逃行动。作为1937年出生于陕西凤翔的资深飞行员，46岁的孙天勤在当时已是解放军航空系统中的重要技术骨干。他对歼-7这款战机的性能了如指掌，深知它的续航能力足以支撑他飞越海峡、抵达韩国。试飞开始半小时后，地面指挥中心发现孙天勤的飞行轨迹开始偏离预定航线。＂5027号，你正在偏离航向，请立即报告情况。＂通讯频道里传来急促的呼叫，但孙天勤已经切断了通讯设备。此时的他正驾驶着这架价值不菲的先进战机，向着东海方向飞去。 孙天勤在飞行中回想着自己的决定。他曾在六七十年代的政治运动中受到牵连和打击，心中积累了不少怨恨。同时，台湾方面对叛逃飞行员的慷慨奖励也是一个强大的诱因。他早已了解到，1977年叛逃的范园焱获得了4000两黄金，1982年的吴荣根则获得了5000两黄金。以他的身份和所驾驶的先进战机，台湾必定会给予更高的报酬。 经过数小时的飞行，当燃油指示接近警戒线时，孙天勤终于看到了韩国汉城（今首尔）的轮廓。他熟练地降低高度，向韩国空军发出了降落请求。韩国方面起初警惕地派出战机监视，但很快理解了情况，为他安排了紧急降落。 ＂我是中国空军飞行员孙天勤，我想寻求政治庇护。＂这是他踏上韩国土地后说的第一句话。韩国方面立即将他隔离保护起来，并联系了台湾当局。在韩国的十多天里，孙天勤接受了初步情报询问，详细描述了歼-7战机的性能参数和中国空军的部分部署情况。这些信息对台湾方面来说，比黄金更有价值。 1983年8月24日，孙天勤在严密保护下抵达台湾，受到了高规格接待。台湾＂参谋总长＂亲自到机场迎接，并当场授予他上校军衔。更令人震惊的是，台湾方面给予了他创纪录的7000两黄金奖励，折合新台币1.2亿，远超之前任何一位叛逃飞行员所获的奖励。 孙天勤不知道的是，他已成为两岸敌对年代最后一批叛逃飞行员之一。在他之后，虽然还有几位飞行员选择了相同的道路，但随着两岸关系的缓和和防逃系统的加强，到1989年蒋文浩之后，这样的事件再也没有发生。七千两黄金在孙天勤面前闪烁着诱人的光芒。这是台湾方面为他精心准备的＂欢迎礼＂，折合新台币1.2亿，创下了叛逃飞行员获得奖励的最高纪录。1983年8月底，在台湾的正式接待仪式上，他不仅获得了这笔巨款，还被授予了空军上校军衔。当时的台湾媒体将他描述为＂大陆飞越来台的最高级别军官＂，他带来的歼-7ⅡA战机性能数据和军事情报，对台湾方面价值连城。 然而，金钱与荣誉的背后，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初到台湾的孙天勤很快发现，自己虽然表面上受到重视，实际上却始终被视为外来者。在台湾空军情报署任职期间，他从未被允许再次驾驶战机。他的主要工作是分析大陆空军的技术资料和战术体系，为台湾方面提供情报参考。那些曾经熟悉的驾驶舱和云端，已经永远地与他无关。 1984年8月21日，孙天勤与台湾音乐家李天慧结婚。这段婚姻为他孤独的台湾生活带来了些许温暖。李天慧温柔贤淑，对丈夫的过去不曾多问，只是默默地陪伴和支持。在台湾的日子里，孙天勤经常与其他叛逃飞行员聚会，特别是与1982年叛逃的吴荣根和1983年11月叛逃的王学成走得较近。他们之间有着相似的经历和无法言说的共同心事。 随着时间推移，孙天勤愈发感到身份的尴尬和精神的分裂。在台湾，他是＂反共义士＂；在大陆，他是＂卖国叛徒＂。这种撕裂感让他无法真正融入任何一个社会。当两岸关系逐渐缓和，台湾对叛逃飞行员的态度也悄然改变。他们不再是宣传的焦点，而是逐渐被遗忘的历史符号。 到了九十年代初，孙天勤决定与妻子一起移民加拿大温哥华。离开台湾时，他的心情复杂而矛盾。那七千两黄金已经花去大半，剩下的足以支撑他在异国的生活，但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在加拿大的日子里，他愈发思念故乡。2008年，年过七旬的孙天勤决定返回台湾定居。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意气风发的飞行员，而是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健康状况也每况愈下，肺部疾病时常困扰着他。 2017年9月，孙天勤因肺炎并发败血症被送入台北市三军总医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握着妻子李天慧的手，虚弱地说出了心中最深的遗憾：＂我想回家。＂ 李天慧含着泪水回应：＂你已经回家了，这里就是你的家。＂ 9月30日，孙天勤在台北病逝，享年80岁。他的一生，从陕西到辽宁，再到台湾、加拿大，最终回到台湾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