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一男干部在过航空安检时，被查出其袜子中竟藏了个打火机。该男干部立即否认是故意而为，而是抽完烟后顺手塞进了袜子。可是警方并未采信男干部的说辞，而是对他作出了罚款200元的处罚。男干部不服，他认为就算自己是故意藏了打火机，但被查出来了就是没造成危害后果，这个情节属于显著轻微，按照规定不应当行政处罚。因此，男干部将公安机关告上了法院，要求撤销处罚。
（案例来源：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
男子刘某是某经济开发区的党工委副书记，而且还担任着副区长一职。刘某平日里工作十分繁忙，所以经常要坐飞机出差。
事发当晚，刘某又拖着疲惫的身子前往机场准备出差，他和同事在车上小憩了一会儿后，就匆匆往机场安检口赶去。
可是在通过安检时，安检员的仪器在扫描刘某的脚部时发出了警报。安检员立即示意刘某将脚部的东西拿出来，结果刘某一拿出来，竟是个打火机。
刘某这才想起是自己刚在车上抽烟，然后顺手把打火机放在了袜子里。刘某急忙向安检员作出解释，表示自己并非故意要藏打火机上飞机。
可安检员并未采信，而是将警察叫了过来。民警经过一番了解后，认为刘某的行为已经违法。
根据《民航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的规定，采用隐匿方式夹带违禁品的，可以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并没收或者扣留非法携带的物品。
之后，公安机关鉴于刘某是初犯，所以对其已作出了罚款200元的处罚。
虽然这个金额不大，但刘某认为自己好歹是个干部，这一旦被行政处罚被人查了出来，那不得遭到纪律处分？
因此，刘某申请了行政复议，希望能撤销这个不合理的处罚决定，然而复议的结果却让他更加失望。
无奈之下，刘某只得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行政诉讼案件，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地方。
第一，举证责任的倒置。
在大多数案件中，原告一般都是提供证据的一方，如果没有证据或者证据证明力不足，则会驳回起诉，或者发回重审。但在行政诉讼案件中却很不同。
《行政诉讼法》第34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
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应当举证证明行政处罚的事实成立，处罚有法可依，且处罚幅度适当。
第二，行政处罚必须坚持教育与惩戒的原则，要公平合理，裁量适当。
也就是说，行政处罚的目的不是为了罚款而罚，如果是初犯，或者违法情节显著轻微，就不该予以行政处罚，应当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具体到本案，公安机关认为：
刘某的工作性质是需要经常出差的，所以他对于民航客机上哪些违禁品不能带，应当十分了解。
如果刘某是把打火机放在口袋里被查到，那也许还能说得过去，但刘某却把打火机放在了袜子里，这不符合常理。
可刘某辩称：
这个打火机为何会在袜子里，是因为我坐在车上犯困了，所以将脚顶在了前排座椅的后背，这样可以固定身体不至于摔倒。
由于当时犯困了，所以我就点了根烟，然后顺手把打火机插在了袜子里，后面因为睡着了，迷迷糊糊的就把这事给忘了。
不过，我携带打火机一事在安检处就被发现了，并没有携带上飞机，所以不属于携带违禁品上飞机的危险行为，也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在安检员没收打火机时，我一直十分配合，这说明我主观上并没有携带打火机上飞机的故意。
再说了，我作为党工委副书记、又是副区长，曾经还在法院担任过副院长，对于法律上的东西也了解不少，没有必要去故意违法毁掉自己的前途，而且这事在法律上是可以不罚款处罚的。
《行政处罚法》第33条规定，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因此，公安机关明明可以口头教育一番，哪怕让我写份保证书也可以，但是这点小事就要罚款，就让人感觉是在为了罚而罚，违背了过罚相当原则。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首先，刘某虽然解释自己是把打火机遗忘在袜子的内侧，但是从常识角度来看，如果袜子里有打火机或者有其他异物，那在走路时很快就能感应到。
可是刘某却一点感觉都没有，这不符合正常的逻辑。
其次，即便按照刘某所说，其的确是将打火机遗忘在袜子里，公安机关也可以对其进行处罚。
《民航公安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故意隐匿，数量较少，不具备其他违法犯罪动机的，查获后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及时消除影响的，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
由此可见，公安机关对刘某的处罚是有法律依据的，且罚款200元也正好在处规定的罚款区间内。
最终，法院认为公安机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裁量适当，程序也合法，故判决驳回了李某的诉请。
对此，您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