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满希望的关税结局并不那么乐观
即使特朗普让步，他也能成功制造不确定性，而这本身就是一种“关税”。
杰森·福尔曼，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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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和华盛顿流传着一种对关税困局的乐观设想：唐纳德·特朗普迅速与各国达成协议，宣布胜利，然后取消或大幅削减“对等”关税，仅保留10%的全面关税，以及钢铁、铝等杂项关税。人们期待市场会因确定性而欢呼，企业重新规划未来，大家也能将注意力转向其他问题。
如果这种方案被视为胜利，就足以表明政策理念的接受范围——即所谓的“奥尔文窗口”——已迅速转向一个让美国与伊朗、委内瑞拉并列的关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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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奥尔文窗口”（Overton Window），由美国学者约瑟夫·奥尔文提出，用来描述公众和决策者愿意讨论或采纳的观点界限。这个“窗口”会随时间、文化或事件变化而移动，比如某些原本极端的想法可能逐渐变得主流，反之亦然。简单来说，它反映了社会对某些政策的接受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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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这一切始于2024年平均关税率2.5%的水平，而这个水平已因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关税和拜登后来的加码有所提高。大多数分析人士，包括我在内，原本认为市场压力会迫使特朗普回归后缩减关税。投资银行也曾预测平均关税率增加约5个百分点的情景。
如今，美国平均关税率已高达24%，成为全球关税最高的国家，超过伊朗（12%）和委内瑞拉（14%）。事实上，没有哪个人口超百万、人均收入达美国四分之一的国家，其平均关税率超过10%。
如果对加拿大、墨西哥实施全面关税，或兑现对药品、半导体等行业的关税承诺，甚至因外国报复而进一步升级，美国的关税率可能还会更高。
不过，更可能的情况是，特朗普已被“烫手炉子”教训够了，会选择收手。过去，他曾因小幅让步而大肆宣扬，这里可能也会如此。
如何与目前面临“对等”关税的60个经济体谈判，同时维持10%的全面关税，确实难以想象。但假设他成功了。尽管任何事都有可能，最可能的结果是他会保留竞选时提出的全面关税，因为他认为这对转变美国收入基础至关重要，同时对某些国家（如中国）和产品（如钢铁）保持较高关税。最终，美国平均关税率可能降至12%到15%。虽比现在低不少，但仍很高，负面影响不可避免。
市场或许会因关税率低于预期而松口气，但这一水平仍会显著减少进出口总量。美国人将面对更高的价格、更低的质量，以及就业岗位从生产率更高的出口和服务行业转向进口替代行业。
而且，即便关税维持在这个水平，未来四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依然很大。企业若不确定未来政策走向，可能会推迟重大且不可逆的投资决策，结果就是投资减少、增长放缓。
不确定性并不只是坏事发生的可能性，而是未来结果的差异——可能是关税降低，也可能是提高。过去50年，平均关税率单年变化从未超过1个百分点，大多数年份甚至不到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不过配额等其他贸易限制的变化未被这一指标反映）。如果美国平均关税率从12%起步，即便总统较为稳定可预测，企业也得围绕比以往更宽的关税可能性范围做规划。
不幸的是，没有真正的解决办法。即使特朗普从极端提议中退步，他已成功改变了关税讨论的基调，制造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像关税一样起作用。要把这个“邪恶的精灵”塞回瓶子很难。最好的办法是让国会收回设定关税的权力——这至少比交给一个人随意决定更具可预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