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地下党钱瑛被俘，她敏锐地意识到，丈夫送给自己的珍贵怀表，极有可能暴露自己的身份，她谎称肚子疼如厕，做出了艰难的抉择......
南京，1932年春，雨后天湿，风从长江口吹来，压得人透不过气。
中央商场门前，一摞传单从三楼女装柜台落下，像雪片一样。
行人抬头，一身灰布旗袍的女子倚在扶栏边，神情冷静。楼下特务反应过来，扑了上来。
“抓住她！”她没有跑。手指一松，传单撒尽。
这是钱瑛，中共江苏省委妇女书记，27岁，地下党人，老江北人。撒完最后一张传单，站定，落地前说了三个字：“我负责。”
特务拖她下楼，直接送进老虎桥监狱。这个女人一进去，硬扛了三年。
她知道进了这里，要么招，要么死，可她知道得多，位置高，死也不能吐一个字。
刚关进去，敌人第一件事就是搜身，搜到一本小笔记本、几张票据，没找到任何党内信息。
传说说她“因怀表露馅”，但熟看档案的人都明白——那不过是后来的戏剧改编。
她压根就没戴那块“传说中的怀表”，地下党有用怀表传信的规矩，这在上海、武汉是常规操作。
可是那天她出来撒传单，带的只有散装传单和打掩护的身份证明，别说怀表，连逃跑路线都没设。
她是做好了进监狱的准备的。
牢里头的戏，比外头还凶，第一晚，老虎凳，木板夹着膝盖，十几根砖头一块块往上码，腿骨咯咯响，眼睛没眨一下。
第二天，灌辣椒水，牙被撬出两颗，嘴角全是血，低头吐掉那两颗牙，只说了一句：“不疼，再来。”
接下来三年，她过的是人过不了的日子。
烙铁夹胸、吊打水牢、连坐逼供……她一句话没吐。
狱方不信邪，换了三拨审讯队，拎来前同事、老战友、假朋友试图“动之以情”，结果她直接闭眼不说话，像死人一样硬顶到底。
最狠的一次，特务头子破口骂她：“你要不说，这一屋子人都得跟你一起死。”她扫一眼周围，说：“那就都死吧。”
没一句求饶，没一声痛叫，审讯失败之后，敌人换了招，给她“关小黑屋”。
每天一个窝头，一盆凉水，连蚊虫都不赶，躺在潮湿的土地上，用棉花蘸墨水，写下“革命到底”四个大字，偷偷抹在墙砖上。
有一次，为了传消息出去，钱瑛装病二十多天，硬把胃痛演得像溃疡。
医生来了，开了门，她趁打针时把纸条塞进废品桶，被值班护士发现，直接拖去禁闭室。
这次撑不住了，绝食，整整20天，一口水不喝，饿得昏过去三次，瘦得跟柴火棍一样。
看守吓傻了，怕真死在手里，软的来了，派人劝她：“你就说出两个名字，两个就够，我们送你去养病。”她眼都没睁，说：“没得谈。”
这是她自己选的路，一寸都不后退，有人说她太倔，其实很清醒，她知道，真要吐了，前面撒出去的火星全白费了，要的是活得值，不是活着。
外头，丈夫储文朗早已知道她被捕，多次试图营救，甚至设法送越狱工具，可她那时关在重犯区，想进门比登天还难。
三年过去，钱瑛从南京市委系统的骨干，被削成一个关在阴暗牢房、脸色灰白、手指脱皮的“女疯子”。
但她心没疯，志没断，1935年9月15日夜里，牢房打开，一队人押着她走出老虎桥，看守没说去哪，她也没问。
走到雨花台脚下，有人问她：“还有什么话？”
她平静地说：“把我脸转向北边。”
说完，她高唱《国际歌》，声音沙哑却一句不漏，子弹从后脑打进去，没留活口，死时才30岁，尸体直接埋在雨花台山脚，连个标记都没留下。
多年以后，有老同志回忆起她，说：“她一进监狱就知道自己出不来了。”
钱瑛是有预判的，进门那天，就把遗书缝进了内衣里，给党、给母亲、给储文朗，三封信，一句废话没有。
她留不下身影，但雨花台下至今，还有块刻着“钱瑛”名字的石碑，刻的是她入党誓词：“为革命，誓死不屈。”
周总理说：“钱瑛是党的好女儿”，有时想想，这三个字比任何勋章都重。
参考资料
江苏省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编：《雨花英烈史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3—2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