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的一名伙夫和大部队走散了，被解放军拦下。解放军看他年纪大，便发了2块银元让他回家，谁知这个伙夫，竟是国军军长！
天还没亮，安春山带着部队，从新保安南口出发，外头雪没停，风一阵一阵砸在脸上。
他知道前面是火线，35军被围在新保安城里，四面八方都快断了。他是傅作义麾下的104军军长，这仗不打不行。
“35军要完了，傅老总下了死命令，必须救。”
兵跑得快，枪声却更快。刚走到马圈子村，前头正打算扎营，后头枪就响了，接着炸弹砸进村口。
解放军第3纵打头阵，没等他反应，副官中弹，战马惊跑。
他立刻调队反扑，哪想到刚一动，第4纵从背后包了上来。
夹击，突围，断粮，弹尽。
一条血路砍开不到两里，带出来的只剩几百人，全是贴身卫队，胳膊绑白布当信号，一路扶着伤员，一边换服装。
安春山自己扒了军装，换上伙夫的棉袄，脸上抹了煤灰，“被国军抓来当伙夫的，可怜人。”
抓他的那一拨解放军，站着不动，端着枪看他半天，问：“你多大了？”
“快五十。”
“干什么活？”
“劈柴，给兵烧水。”
没人盘他，有人说，解放军都是傻，怎么连军长都没认出来。
可那时候谁也没想到，这个身上有冻疮、裤脚裹着草绳的老伙夫，是个带兵打过平型关、跟傅作义打出来的中将军长。
没审，没关，反而给了两块银元，说：“赶紧回家，别再跟着混了。”
这一刀捅在心口上，安春山一辈子打仗，见过缴枪杀投降的，见过绳捆索绑枪毙的，哪见过这么打仗的？
“给我银元？”他摸着兜里那俩银圆，一宿没睡，心乱了。
他是山西人，出身穷苦，小时候放牛，后来进学堂，因为顶撞贪官老师被赶出来。
十七岁投军，跟傅作义走西北，一路从士兵干到团长、师长、军长，靠的是狠，靠的是对纪律的死磕。
他杀过逃兵，操练翻白眼的兵打断腿都不眨眼，知道军纪能救命，也知道国民党的军纪，救不了老百姓。
可他从没见过，敌人不杀你，还给你路费。
“他们这仗，是这么打的？”
他脑袋一片浆糊，但装得稳，回北平后没人怀疑他。傅作义问战况，他只说“伤亡惨重，未能接应成功”。
至于他怎么活下来的，谁都没问，他也没说。
可他变了，开始私下接触地下联络员，参加小范围的会谈。
有人在北平某宅子里头见过他低声说话，眼里没了火气，只剩沉，劝傅作义：“拖下去没意义，城要保，兵不能白死。”
傅作义信他，俩人共事十多年，亲如兄弟，是傅最能打、最懂北方战局的心腹。
1949年1月，傅作义签了和平协议。
北平城门大开，**解放军进城没开一枪，没炸一炮，古都完整无损，百万市民安然过年。
安春山走在移交队伍最后一列，穿着旧军服，背挺得笔直，身边有人问：“安将军，您怎么一点儿都不怕？”
“怕什么？给我银元的那拨人，我信。”
从那以后，他脱了军装，转了身份，参与起义后的军队整编、交通协调工作。
之后调去西北，进驻绥远，调解地方武装，他不再带兵打仗，转身做了官员，任交通局长、政协委员、支前指挥部副主任。
谁都说他变了，可他自己知道，变的那一刻不是在北平，不是在傅作义签字桌前，是在马圈子村边上，雪地里，那俩银元落他手里的时候。
他信了，信这边的仗，不是只打给胜负，是打给老百姓活路的。
老兵里有人骂他，背主、变节、掉头太快。他只说一句：“你挨过饿，看过死人，知道真命值几个钱，就懂了。”
后来他病重住院，手里还翻着一本破旧的日记，是他1948年冬天在山里躲着写的，全是散乱的句子，有一句被他圈了两圈：
“两块银元值多少？值半辈子信仰。”
参考资料：
《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内幕纪实》，高华主编，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