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9年，李世民病入膏肓。太子李治跪守寸步不离，本以为父皇会交代辅政大臣之事，谁知他却下达了一道贬谪的圣旨，李治听完甚是不解，这是有名的贤臣呀，父皇为何偏偏贬他？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皇帝李世民已经病重多时，连续几日都未能处理朝政。身为太子的李治每日都守在立政殿中，随时等候父皇的召见。 在这个节骨眼上，朝中大臣们都在密切关注着皇宫中的一举一动。当时的朝廷重臣中，以宰相李勣最受瞩目。 李勣不仅是当朝宰相，更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大将。他曾在平定王世充、窦建德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更是太宗皇帝倚重的心腹之臣。 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诏书从立政殿传出，震惊了整个朝廷。这道诏书的内容出人意料：将现任宰相李勣贬为叠州都督。 叠州位于今天甘肃省迭部县一带，地处偏远，与李勣现在的显赫位置形成鲜明对比。这样的人事调动，在当时的朝廷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让人更意外的是，李勣在接到诏书后的反应。他没有丝毫迟疑和抗拒，甚至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立即动身赶往叠州上任。 李勣之所以能有如此地位，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他曾是瓦岗军主将翟让的部下，后来又追随李密。 在动荡的大唐建国之初，李勣不仅在李渊时期得到重用，还被赐予李姓，这是莫大的殊荣。 即便是在被窦建德俘虏期间，李勣也能够凭借自己的才能得到重用。这样的历练造就了他敏锐的政治嗅觉。 他深知，在这个特殊时期，太宗皇帝的每一个决定都不会是无的放矢。而他的果断赴任，恰恰证明了他对局势的准确判断。 长安城中的各种揣测仍在继续。有人说这是太宗对李勣不满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或许另有深意。 在立政殿中，李世民将李治召至病榻前，道出了这道诏书背后的真正用意。 李世民向李治解释，对李勣的贬谪并非因为他有过错，而是为了给新帝登基后创造一个良机。作为一代明君，李世民深知新君初立时最需要的就是朝中重臣的真心辅佐。 李勣的政治履历堪称传奇。从隋末乱世到大唐建立，他都能在各种势力中如鱼得水，展现出卓越的能力和政治智慧。 在翟让、李密、李渊、窦建德等诸多势力中，李勣不仅能全身而退，还总能得到重用。这种能力使他成为不可多得的文武全才。 李世民选择李勣作为这步棋的关键人物，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李勣不仅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更具备军事才能。 对于即将即位的李治来说，拥有这样一位既通晓军务又精通政事的大臣，无疑是莫大的助力。但关键在于如何让这位重臣对新君产生真正的忠诚。 李世民深谙权力交接之道。新君登基之初，最重要的是要建立自己的威信和权威。这需要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政治举措。 通过先贬后升的方式，可以让李勣对新君产生真正的感恩之情。这种感恩不是虚假的表态，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同。 而李世民给出的具体建议更显示出他的政治智慧。他告诉李治，如果李勣犹豫不决，就说明此人不可重用。 但从李勣接到诏书后的表现来看，他完全符合李世民的期望。没有任何迟疑，立即动身赴任，展现出对君命的绝对服从。 这种安排还有更深层的考虑。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让李勣完全摆脱与旧君的政治关系，而将忠诚完全转向新君。 在中国历史上，新君即位时往往面临着如何处理父辈旧臣的问题。李世民的这个安排，为这个古老的政治难题提供了一个巧妙的解决方案。 李世民的这番苦心，不仅是对儿子的谆谆教诲，更是对大唐江山永续的深切期望。这种政治智慧的传承，也成为了后世研究君权更替的重要案例。 贞观二十三年七月，李世民驾崩，李治正式即位。新皇登基后并没有立即召回李勣，而是采取了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举措。 首先，李治将李勣从叠州调任为洛州刺史，这是一个明显的提升。洛州作为东都，地位远超叠州，这是一个重要的晋升信号。 过了一段时间，李治又授予李勣开府仪同三司的职位，并让他同中书门下参政。这些任命逐步将李勣拉回权力中心。 到了年底，李勣终于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重新回到了宰相的位置。 这种＂恩威并施＂的手法在此后的唐朝政治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李勣在高宗李治统治时期，表现出了极高的忠诚度和能力。 最具代表性的是永徽五年，李勣在朝堂之争中支持了武则天，这为李治铲除政敌长孙无忌提供了重要助力。这一选择证明了李勣对新君的忠诚。 在军事上，李勣的表现更是出色。他在六十八岁高龄时，统领大军征讨高句丽。这是一个连隋文帝、隋炀帝都没有完成的军事目标。 高句丽的灭亡，标志着李勣军事才能达到顶峰。这次军事行动不仅扩大了唐朝的疆域，更显示出李勣对朝廷的忠诚。 在完成如此重大的功勋后，李勣并没有像历史上许多功臣那样走向覆灭。相反，他保持着对朝廷的恭谨态度，最终得以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