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底，病入膏肓的周总理，虚弱地躺在病床上。突然，他打断工作人员，说：“你们以后不要叫我周总理，叫我恩来，我现在没有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的能力了！”工作人员瞬间红了眼眶…… 1976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三〇五医院逝世。 邓颖超一直守在总理的病房中，接待前来送别的领导与群众。 李先念、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纷纷前往医院。 面对丈夫的突然离世，邓颖超强忍泪水。 她转向邓小平，向他提起了总理生前嘱托的几件事。 听后，邓小平的眉头紧蹙，表情凝重，他表示，因事关重大，自己无法直接决断，必须上报给中央，由毛主席等领导做出决定。 实际上，总理在自己身体逐渐虚弱的情况下，早已开始考虑自己去世后的安排。 自1972年患上膀胱癌，周总理的健康状况不断恶化。 在经过多次治疗后，病情没有得到根本改善，1974年，他被迫住进了三〇五医院。 从此，周总理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医院度过。 1975年，周总理通过医生向邓颖超传达要求她与秘书赵炜一起尽快赶往医院。 当他们抵达病房后，赵炜因总理的病情感到不安。 周总理要求不再称其为“总理”，自认为已经不能履行总理的职责。 邓颖超安慰她，建议她还是称他为“总理”。 1974年国庆节前夕，尽管医生多次劝阻，周总理坚持要亲自主持国庆招待会。 他感到这或许是自己有生之年最后一次代表国家迎接宾客，因此坚持出席。 会后，他一一与来宾告别。 毛主席因健康原因开始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问题做准备。 毛主席把王洪文调到北京，并安排他辅佐工作。 周总理感受到王洪文的不足，于是再次向毛主席推荐了邓小平，并亲自书写了这封推荐信。 在医院的日子里，周总理经常与邓颖超商讨自己的后事。 他特别提到自己的葬礼要从简，规格不能超过中央任何领导人，并且明确表示自己死后不要保留骨灰。 1956年，国家推行火葬政策时，他和邓颖超便已达成共识。 1975年11月，周总理接受了第四次大手术，病情依然没有好转。 在住院期间，周总理反复叮嘱赵炜，务必照顾邓颖超。 1976年，周恩来总理因病去世。 周总理一直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 然而，尽管毛泽东主席十分痛心，但由于健康状况不允许，他未能亲自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 周总理的去世消息传到毛主席耳中时，他沉默了许久。 身边的工作人员看着毛主席痛苦的神情，心中也充满了悲伤。 在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一方面处理丧事，另一方面也尽力贯彻丈夫生前的遗愿。 周总理在生前明确表示，不希望举行任何形式的遗体告别和追悼会。 这一要求，在周总理去世后得到了邓颖超的严格遵守。 尽管这一点最初在一些领导人中引起了不同的声音，但最终中央决定采取折中的办法，追悼会将从简举行。 在准备追悼会的前夕，毛主席身体状况的恶化使得连站立都变得困难。 周总理的衣物没有一丝奢华，只有他多年来穿惯的灰色中山装和布衬衣。 这些衣物即便已使用多年，但仍然整洁且没有任何补丁。 当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带着周总理的骨灰，前往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并最终将其送往北京通县机场。 在那里，安排好了一架安-2型飞机，准备按照周总理的遗愿，将骨灰撒向北京的上空、密云水库以及黄河入海口。 周总理的遗物极为简单，除了一些书籍和衣物外，几乎没有什么贵重物品。 所有的私人物品都按照周总理生前的要求，分发或销毁。 1982年，邓颖超在一次家庭聚会中明确提出如果她患上重病，自己不希望进行任何抢救措施。 她认为，抢救成功后仅能延长一两天的生命，不但对她自己痛苦，也会给医生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数年后，邓颖超进一步在遗嘱中明确表示，如果自己重病，绝不希望延续生命，而是希望采取“安乐死”措施。 她的这一决定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未获得普遍支持，因为社会文化背景和医疗体制普遍倾向于延续生命。 1988年，邓颖超在听到有关“安乐死”话题的讨论后，写信表达了自己对这一概念的赞同。 然而，这一请求始终没有得到实际的回应。 时至1989年和1991年，她再次向中央提出相关请求，但依然未能如愿。 1992年，她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当她再一次表达“不愿再进行抢救”的愿望时，医护人员和领导依然坚持治疗，甚至为她实施了一项手术。 然而，最终她的生命并未能得到延续，邓颖超于7月1日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