咳出的子弹 1956年秋天的一个晌午，河北沧州的田埂上飘着新翻泥土的潮气。35岁的高其煊正弯腰拾掇红薯藤，突然喉咙像被人塞了把碎玻璃，剧烈的咳嗽像扯断了弦的风箱，震得肩胛骨都在打颤。老伴王秀英远远看见男人扶着犁把往下滑，草帽歪在脖子上，脸憋得比熟透的高粱穗还红。 “他爹！”王秀英甩了手里的棉桃就往田里跑，等她赶到时，高其煊已经瘫坐在土沟里，嘴角挂着血丝，手心里攥着个黑乎乎的东西——比枣核大些，表面结着暗紫色的痂，滴着血的棱角在秋阳下泛着冷光。她哆哆嗦嗦捡起来，才发现那是枚磨得发亮的子弹头，弹头凹槽里还卡着几丝暗红的肉丝。 镇上卫生所的李大夫接过子弹时手都抖了。他行医十几年，见过被柴火烫的、被镰刀划的，可从活人肺管子里咳出子弹头还是头一回。子弹尾翼上的编号已经模糊，但金属表面的锈迹里渗着淡淡的铜色，分明是日军三八大盖的子弹。李大夫突然想起上个月县公安局发的协查通报，盯着高其煊蜡黄的脸突然问：“老哥，您这咳嗽，得有十年了吧？” 王秀英在旁搭话：“可不是嘛，自打嫁给他就没断过，夜里咳得炕席都跟着颤，偏方喝了一箩筐也不管用。”她边说边抹眼泪，压根没注意到李大夫转身就往值班室跑，电话听筒摔在桌上的声音惊飞了窗台上的麻雀。 直到警察带着笔记本冲进病房，高其煊才挠着后脑勺笑：“敢情这玩意儿在我肺里躲了十八年？”他说话时胸腔里还呼噜呼噜响，像塞着团浸了水的棉絮，却把在场的人听得眼眶发热。 那是1937年，鬼子打进县城那年。高家兄弟俩在十字街开馒头铺，蒸得一手蓬松的开花馍。日本人来了后，每天晌午都派伪军来搬二十笼馒头，说是“皇军体恤百姓”，其实馒头筐底压着的，是高其煊趴在灶台底下画了半宿的布防图——哪儿有暗堡、哪座桥埋了地雷，全用蒸馒头的碱面在草纸上画了暗号。 “有回我哥把图藏在蒸笼夹层，刚走到城门楼子就被鬼子刺刀挑了帘子。”高其煊回忆时声音轻得像怕惊醒了旧时光，“那鬼子端着枪问我馒头咋这么咸，我说是新学的胡麻油配方，其实汗珠子都滴进面盆里了。”兄弟俩就靠这招，把日军在运河沿线的据点摸了个透，直到那年腊月廿三，汉奸带着伪军踹开了馒头铺的木门。 高其煊至今记得芦苇荡里的冰碴子有多扎人。他躲在齐腰深的芦苇丛里，听着远处伪军的犬吠声，后颈贴着的布防图被体温焐得发烫。河水漫过棉裤的裤脚，冻得脚趾头都蜷成了一团，却不敢打个喷嚏——直到后半夜月光把芦苇影子拉得老长，才敢踩着结冰的田埂摸回家，棉袄里的馒头早就硬成了冰疙瘩。 1940年开春，他揣着地下党给的介绍信参了军，成了县大队尖刀班的班长。那年秋天在青县伏击鬼子运输队，他举着大刀刚砍倒第三个鬼子，突然觉得胸口像被人抡了一闷棍，低头看见棉袄上碗口大的血窟窿。“当时就觉着一股子热乎气往上涌，倒没觉着疼。”他摸着自己左胸的旧疤笑，“后来才知道子弹卡在第四根肋骨缝里，军医说再偏半寸就够着心脏了。” 这枚子弹在他身体里藏了整整十八年。退伍时政府要给他安排县供销社的差事，他却扛着铺盖卷儿往村里走：“咱庄稼人手上有老茧，坐办公室反倒浑身不自在。”回乡后他把军功章锁在陪嫁的樟木箱底，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下田，谁问起胸口的疤，就说是早年上山砍柴摔的。 “您就没想过把子弹取出来？”年轻的警察握着钢笔问。高其煊往床头靠了靠，望着窗外摇晃的杨树枝：“刚受伤那会也想过，可军医说子弹挨着肺管子，开刀风险太大。后来咳着咳着也就习惯了，反正不耽误种地。”他说得云淡风轻，仿佛那不是颗随时可能要命的子弹，而是田里多收的几斗麦子。 消息传开后，村里人像赶庙会似的往他家跑。七十八岁的张大爷拄着拐棍来，一进门就朝他作揖：“敢情当年给咱们送情报的‘馒头哥’就是您啊！我就说怎么日本人总抓不到人，合着是您在馒头堆里藏地图呢！”高其煊慌忙站起来扶老人，耳朵根却红得像偷了邻居家的柿子：“大爷您快别折煞我，咱都是中国人，鬼子来了就得往上冲，哪分什么英雄不英雄的。” 如今再看那枚躺在搪瓷盘里的子弹，弹头已经被岁月磨去了棱角，却在阳光底下泛着温润的光。王秀英把它用红布包了，塞进陪嫁的梳头匣最底层——那里还躺着枚生了锈的三等功奖章，缎带早褪成了灰白色，却在某个秋阳斜照的午后，和子弹头一起，把一段被岁月掩埋的故事，轻轻抖落在了人间。 这事过去好些年，村里的老人说起高老汉，总爱指着村口的老槐树：“看见没？当年他咳嗽得直不起腰，还硬说自己是被烟熏的。直到咳出那颗子弹，大伙才知道，原来英雄的故事，藏在他咳嗽了十八年的肺管子里，藏在他从来不肯多说一句的家常话里。”
安然
中国人的脊梁在哪里?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