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鲁迅曾经这样警告中国人，当汉字面临着生死存亡时，各种文学家纷纷选择放弃中文，但谁也没想到的是，还有一个人曾经为了汉字倾家荡产，这个人是谁？ 细雨霏霏的上海，1936年5月18日，一位身形瘦弱的中年男子步履蹒跚地走进了北四川路底的内山书店。56岁的鲁迅身患重病，却依然坚持如约赴来，等待与一位年轻记者的会面。这位记者叫陆诒，时年25岁，表面上是《新闻报》记者，实际上也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机关报《救亡情报》的编委兼记者。 当陆诒因为等电车而迟到，慌忙道歉时，鲁迅脸上浮现出宽容的微笑：＂这是不要紧的；不过这几天来，我的确病得很厉害，气管发炎，胃部作痛，也已经有好久居家未出，今天因为和你是预先约定好的，所以不能不勉强出来履约。＂ 这场被历史长久忽略的采访，却是鲁迅生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采访的背后，是中共地下党人的精心策划。正如后来陆诒所回忆的，这次采访是由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实际负责宣传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新知书店负责人徐雪寒安排的，目的是＂主要是征询他对当前抗日救亡运动的看法和组织文化界联合战线的意见＂。 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鲁迅谈到了＂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联合战线、文学与革命的关系，但最令人震惊的是他对汉字改革的激烈态度。当话题转到汉字上，鲁迅的态度顿时变得分外愤慨和兴奋，他以坚决的语调说道：＂汉字不灭，中国必亡。＂ 鲁迅解释说，正是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导致中国人民无法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和整个民族的危机。他举例说，一个小孩子要写一个生僻字，花上一年功夫也未必能掌握，这种学习成本令人绝望。他坚决主张用新文字替代汉字，并认为新文字运动应当与当前的民族解放运动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事后，鲁迅亲自校阅了这篇访问记。而发表这篇访问记时，鲁迅已经病重，不得不使用强心剂维持。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再也无法亲眼看到他所担忧的汉字命运将如何发展。 这次历史性的采访被记录在1936年5月30日出版的《救亡情报》上，题为《前进思想家——鲁迅访问记》，署名＂芬君＂。随后，《生活日报》和《新东方》杂志也相继转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然而，时过境迁，这篇访问记一度消失在各种鲁迅全集中，甚至被质疑是伪作，直到1980年代才由陆诒本人澄清事实真相。 鲁迅的警告，源于他对中国文化命运的深切忧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背景下，许多知识分子都曾提出废除汉字的主张。钱玄同在1918年就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直言＂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胡适也表示支持＂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改用罗马字母书之＂的办法。 当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时，年近半百的周有光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位原本在银行界有着稳定工作的经济学家，已经完全投身到了语言文字改革的事业中。从1955年开始参与汉语拼音方案的设计，到最终成为被誉为＂汉语拼音之父＂的关键人物，周有光的学术生涯经历了彻底的转向。 与鲁迅当年激进的＂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论断不同，新中国对待汉字的态度更加辩证和务实。1958年，周恩来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看应该承认：汉字是难读难写的，因而也就难记。现在我们一方面简化汉字的笔画，另一方面给它注上拼音，目的在于减少汉字读和写的困难，让它容易为广大群众掌握。＂ 周恩来进一步阐明了拼音的几大实用功能：为汉字注音便于学习，拼写普通话规范语音，作为各少数民族创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础，帮助外国人学汉语以促进国际文化交流。这与五四时期钱玄同、胡适等人主张用拼音文字彻底替代汉字的激进思路形成了鲜明对比。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折点上，周有光成为了汉字现代化道路上的关键人物。他生于1906年，原本专攻经济学，曾在上海银行任职，负责外汇业务，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和银行专家。然而，1955年，当国家需要人才参与文字改革时，周有光放弃了经济学研究，转而投身于语言文字工作，这一转变不仅意味着学术领域的改变，更意味着经济收入的大幅下降。 周有光曾回忆说：＂我当时已经49岁了，但国家需要，我就来了。＂在汉语拼音方案制定过程中，周有光提出了许多关键建议，包括采用拉丁字母、使用声调符号等。他坚持认为，拼音不是用来取代汉字，而是帮助人们更好地学习汉字、规范普通话发音的工具。 周有光的贡献在于，他找到了一条既保留汉字传统文化价值，又能适应现代化需求的道路。他的方案——汉字简化与拼音并行，既避免了全盘否定传统的激进主义，也避免了因循守旧、固步自封。这一方案使中国文字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让汉字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大众教育和现代传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