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至今仍然存在争议的照片，而引发争议的对象正是照片中唯一的女性吴光伟。 1937年1月，投身抗日工作的吴光伟受革命思想感召，来到了延安。 就在吴光伟到延安不久，美国记者史沫莱特也来到了延安。 由于吴光伟早在留学时期就与史沫莱特有过交往，再加上吴光伟精通英语和日语，所以她被安排做史沫莱特的翻译和秘书。 吴光伟工作能力很强，在史沫莱特采访毛主席时，她不仅在翻译工作上尽职尽责，而且还会就毛主席不理解的西方文化等，通过查阅资料，再翻译成中文，提供给毛主席参考，因此毛主席给予了吴光伟高度的肯定。 吴光伟不光工作上无可挑剔，她还多才多艺，在话剧表演方面也有不俗的表现。 有一次为了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中国文艺协会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了一出话剧，而吴光伟扮演的“母亲”，由于人物形象和语言都非常出色，给在场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一众留着齐耳短发，朴素干练，却缺乏女人味的延安女将中，吴光伟是唯一烫着卷发，涂着口红的摩登女郎，再加上她气质高雅，眉目清秀，这使她非常引人注目，而她也因此被誉为“延安第一美女”。 确实，出身官宦家庭的吴光伟，从小就生活无忧，并受到良好的教育。在读初中时期，受新思潮影响的她曾参与过五卅惨案和反段祺瑞政府等游行活动，她父亲害怕她惹出乱子，曾将她转到上海商学院去学习英语，后来她又凭着优异的成绩考回国立北平师范学校。 吴光伟和张砚田结婚后，张砚田前往日本留学，而吴光伟则在这一时期做过教员，学过戏剧，不过这都不是她想要的生活，于是她又去美国留学了一段时间。 张砚田归国后，他怀揣爱国热情，来到西安，做了西安驻军杨虎城将军的参议，而不甘做家庭主妇的吴光伟，也被安排到陕西政府民政厅工作，成为了办公室的唯一女性。 然而由于信仰发生分歧，吴光伟认识到只有到革命圣地延安，才能投身于真正的革命，而张砚田却沉迷于权势和富贵，更愿意留在国民党的阵营中，于是吴光伟和丈夫办理了离婚手续，独自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途。 在给史沫莱特和毛主席充当翻译的过程中，由于史沫莱特对毛主席的采访涉及到哲学、家庭、爱情、童年和军事等，在翻译的过程中，也让吴光伟对毛主席有了更全面的认识，而对毛主席了解得越多，也让吴光伟对他越感到亲近。 其实，在吴光伟对毛主席了解的过程中，毛主席也发现她是个知识渊博，且极具个性的女性，因此毛主席和她谈话很投机，也很愿意和她聊聊工作之外的内容。 1937年9月的一个晚上，毛主席在史沫莱特的窑洞里正谈笑风生，突然贺子珍掀开门帘走了进来，她看到吴光伟和毛主席坐得很近，且和毛主席正有说有笑，一时没控制住情绪，和吴光伟发生了争执，并上升到了肢体冲突。 原来，在贺子珍等保守的延安女将们看来，吴光伟在革命圣地涂口红烫头发，爱出风头，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与共产党的严谨作风相悖，因此她们很看不过眼。 史沫莱特的作派也让保守女性们无法接受，比如她来的第一天，在和朱德会面时，不仅拥抱了朱德，还在朱德的脸颊上各印了一个吻，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 然而史沫莱特接下来推广交谊舞等时髦行径更是引发了保守女将们的反对。 史沫莱特推广交谊舞，吴光伟积极参加，她们不仅拉着延安领导一起跳舞，还带动了从沦陷区来的女大学生们，也纷纷拉着领导们的手，面对面地跳起了交谊舞。 经历过长征的保守女将们，原本就对烫头发涂口红这种小资行为很抵触，看到男女勾肩搭背跳舞，更是认为有伤风化，于是关于史沫莱特和吴光伟的流言蜚语层出不穷，这自然也传到了贺子珍耳中，所以她看到毛主席和吴光伟不光坐得很近，还谈笑风生，终于按捺不住了。 事件发生后，吴光伟感到委屈，要求组织给出公正的裁决，而贺子珍在康克清等人的支持下，也认为错不在自己。 最终，吴光伟被礼送出了延安，而贺子珍也和毛主席因此感情破裂，不顾毛主席挽留，孤身前往苏联。 吴光伟回到西安，就遭到国民党的拘捕和盘问，此时张砚田已经升任国民党第七分校担任政治部主任，于是在他的保释下，吴光伟得以恢复自由，而吴光伟为了打消国民党对她的猜忌，只能与张砚田重归于好。 此后，吴光伟曾多次向组织提出希望能重回延安，但由于种种原因，组织没有批准她的要求。 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台湾，吴光伟坚持要留在大陆，于是张砚田命人将她强行送至台湾，自那以后，吴光伟就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不得不说，吴光伟事件改变的不止是吴光伟的人生命运，也让贺子珍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正因如此，关于吴光伟的争议直到今天还没有定论，但不管怎么说，斯人已逝，对她而言，再争论当年的对错也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