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末的时候，西方制造的银元比白银更加受欢迎。毕竟白银平时交易得需要称重和鉴定成

在清末的时候，西方制造的银元比白银更加受欢迎。毕竟白银平时交易得需要称重和鉴定成色，还得用剪子剪开。而银元就不用这么麻烦，因为是机器压铸制造精美，不管是成色还是重量都非常统一。尤其是墨西哥制造的西班牙银元，被称为鹰洋，极其最受欢迎，还被各省用来缴纳赋税。 清朝末年，中国的经济真是乱得没法说。白银当了几百年的老大，可用起来实在太费劲。每次买卖，都得掏出小秤来称重量，再拿火烧一烧验成色，不够分量的还得用剪刀剪开凑数。这还不算，成色好的坏的混在一起，商贩跟买家经常为这事吵得脸红脖子粗。尤其到了19世纪中期，对外贸易越来越多，白银这老古董就更显得落伍了。外国人带进来一堆机器造的银元，又好看又省事，白银自然就慢慢没人待见了。 为啥白银这么不方便？一是它没个统一标准，各地白银成色差别大，有的含银九成，有的才六七成，交易时全靠眼力和信任。二是称重这活儿太磨人，稍微手抖一下就差了分量，时间全耗在这上面了。更别提大宗贸易，扛着一堆白银出门，既沉又不安全。相比之下，西方银元就聪明多了，用机器压铸出来，个个模样一样，重量、成色都固定，拿出来就能用，谁不喜欢？ 说到西方银元，最牛的还得数墨西哥造的西班牙银元，人称“鹰洋”。这玩意儿背面刻着一只展翅的老鹰，看着就霸气，重量固定在七钱二分左右，成色也靠谱得很。机器压铸的技术让它做工精细，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比白银那毛糙模样强太多了。 鹰洋火起来的原因很简单：省心。交易时不用称、不用验，数几枚就完事，码头上的商人爱用，茶肆里的伙计也认，连乡下集市都开始流通这洋钱。广东沿海一带尤其夸张，码头货款、日常买卖，几乎都用鹰洋结算。更离谱的是，清朝地方官府也认了它的地位，各省居然允许用鹰洋交税！ 这背后还有列强的影子。鸦片战争后，一堆不平等条约逼着中国开港口，洋商趁机把银元带进来。鹰洋因为质量好、产量大，很快就成了市场上的香饽饽。到19世纪末，它的影响力已经不只是民间，连官方都默认了它的地位。这对清朝来说简直是耻辱，自己的地盘上用着外国钱，连税收都靠它撑着，货币主权被侵蚀得一塌糊涂。 这时候，张之洞站出来了。他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大佬，1837年出生在贵州一个书香门第，1863年中进士，进过翰林院，后来当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一路干实事，眼界也宽。他早就看出货币主权这事不能再拖，外国的鹰洋再好用，那也是人家的东西，中国不能老靠着它过日子。 1884年，张之洞当上两广总督，正好管着广东这块鹰洋最猖狂的地方。他一看这情况，急了，心想再不整出自己的银元，国家经济迟早得完蛋。于是，1887年，他拍板干了一件大事：从英国伯明翰买来先进的冲床设备，还请了洋技师回国，在广州建了个广东造币厂。这厂子一开工，就开始造中国的银元——龙洋。 龙洋这名字听着就带劲，正面刻着蟠龙图案，背面写着“广东省造”和“库平七钱二分”，重量、成色跟鹰洋差不多，都是机器压出来的，质量一点不含糊。1889年，龙洋正式投放到市场，效果还真不错。广东本地人开始用它交易，周边地区也慢慢接受，连东南亚都有人拿它做买卖。龙洋的出现总算让中国有了点自己的货币底气，不至于满街都是鹰洋的天下。 张之洞这招挺聪明，他没直接跟鹰洋硬碰硬，而是学了人家的长处，用一样的重量和成色，把龙洋做得跟鹰洋差不多好用。老百姓才不管谁造的，只要方便就行。龙洋一出，市场上的白银用得更少了，银元这新玩意儿开始站稳脚跟。其他省份一看这路子行得通，也坐不住了，湖北、江南等地陆续开了造币厂，造自己的银元，清末的货币格局就这么一点点变了样。 张之洞的努力没白费，后来清政府也开始重视这事。1910年，他们颁了个《币制则例》，正式把“元”定为货币单位，这算是给银元定了调子。可惜张之洞没看到这天，1909年他就在武昌病逝了，72岁走的，赶上清朝最后几年，挺遗憾的。 到了1912年，民国刚成立，袁世凯上台，立马让人造了“袁大头”银元。这东西沿用了“元”的单位，总重七钱二分，九成银一成铜，造得又多又广，很快成了全国通用的硬通货。袁大头的购买力也不赖，一块能换128个铜元，一铜元能买根油条，五六铜元能吃碗烂肉面，市井里用得叮当响。那时候连英国招华工去欧洲打仗，都拿鹰洋付工钱，一个月十枚寄回家，够一家人吃喝了。 袁大头火了二十多年，到1933年，国民政府搞了个“废两改元”政策，把白银和银元一块儿淘汰，彻底定下“元”当法定货币。这一下，银元的历史就算翻篇了。不过张之洞当年的龙洋，算是开了个好头，他的改革思路一直影响到民国，把中国货币往现代化的路上推了一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