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国学大师钱穆，61岁时三婚迎娶27岁胡美琦。新婚夜，他盯着如花似玉的娇妻，突然间想起了自己失散多年的妻子和5个孩子，不禁流下了眼泪。 1986年，91岁的历史学者钱穆教授站在讲台上，讲授着他生涯中的最后一课。 课程结束时，钱穆严肃地告诫学生记住自己是一名中国人。 自从1967年应蒋介石邀请来到台湾后，钱穆便定居于“素书楼”，每周与学生们分享自己的学术心得。 19年间，他的课堂吸引了大量学子，最多时，甚至有五十多名学生同时参与。 无论教学规模如何，钱穆始终坚持自己对中华文化的深刻理解。 然而，退休仅三年后，钱穆却因陈水扁政权的打压，并最终因病去世。 早年，钱穆的知识积累完全依赖自学。 在担任中学教师时，白天备课、讲授历史，晚上则潜心研究中国古代史，并开始撰写自己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 这本书初稿完成时，钱穆将书稿交给了胡适。 令钱穆未曾预料的是，胡适因无法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愤然离去。 尽管如此，他的才华得到了顾颉刚的赏识，并得到了推荐，进入了北京大学。 1931年，钱穆开始在北大讲授中国古代史。 课堂上，钱穆总能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地讲解复杂的历史问题。 他的讲堂空旷而宽敞，每堂课能容纳三百多人。 然而，钱穆与胡适的关系却因学术分歧而日渐紧张。 在“孔子与老子”的历史地位问题上，二人曾数次展开激烈争论。 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而钱穆则坚信孔子在老子之前。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席卷了大地。 钱穆忧虑：如果中国沦陷，未来的中国人如何铭记那些历史遗产。 钱穆决定从编辑《国史大纲》开始。 他前往云南的一个寺庙，在那里他专心致志于写作，每日只顾笔耕。 他深知，若战争带来了不幸，这本书将会成为警示的符号。 在钱穆孤独创作的同时，许多人同样对国家的未来深感不安。 然而，钱穆通过《国史大纲》的出版，成功唤起了国人的觉醒。 与此同时，北大也在战后逐步恢复了教学。 1946年，胡适被任命为校长，但由于身在美国，校务由傅斯年暂时代理。 钱穆与傅斯年、胡适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因此他没有收到任何邀请返回北大。 而其他大学对他发出的橄榄枝，钱穆也都婉拒了。 此后，直到1949年，钱穆为谋生计才答应到华侨大学任教。 1949年，国民党退守台湾，许多知识分子被困于香港。 钱穆发现许多香港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了解，且当时香港的教育体系并未能提供足够的国学教育。 钱穆与几位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创办了新亚书院。 然而，新亚书院初期资金短缺，教师和学生生活贫困。 钱穆前往台湾演讲，幸运的是，蒋介石十分尊重他这位国学大师，经常与他共进晚餐并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终于，新亚书院得以度过难关。 随着新亚书院的逐步发展，香港计划将其与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合并，创办一所新的大学。 钱穆提出，新大学的校长必须是中国人，且学校的主旨应当围绕中华文化的教育展开。 最终，这所大学被命名为香港中文大学，成为香港培养国学人才的重要基地。 钱穆在新亚书院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工作结束后，选择离开香港。 1967年，蒋介石邀请他前往台湾定居。 钱穆与胡美琦的故事也令人注目。 胡美琦是钱穆的学生，她的父亲与钱穆是多年的好友。 此后，胡美琦从一名学生成长为钱穆生活中的重要伴侣。她的父亲在得知钱穆开设了新亚书院后，主动提议将胡美琦送去学习。 在新亚书院的日子里，胡美琦对钱穆产生了深深的敬仰。 胡美琦随着父亲迁居台湾，认为自己与钱穆的交集已成往事。新亚书院的困境让钱穆不得不前往台湾募款，命运的安排让两人有了更深的接触。 1951年，钱穆在台湾的一所学校演讲时，突然发生了意外，教室的屋顶坍塌，一块屋顶碎片砸在钱穆的头部。 胡美琦听闻此事，赶忙赶到医院探望钱穆。胡美琦每天都来到医院陪伴钱穆，带着书籍与他讨论历史文化。 当钱穆回到香港后，胡美琦决定追随钱穆的脚步，来到香港。 1956年，胡美琦在香港正式成为钱穆的妻子，时年27岁的她与61岁的钱穆步入婚姻的殿堂。 1986年，钱穆在完成最后一堂课后，正式从学术界退休。 在此之后，胡美琦帮助钱穆读书、写信，并协助他完成《世界局势与中国文化》的著作。 1990年，钱穆因身体健康问题被陈水扁政府命令搬离“素书楼”。胡美琦明白他不愿受屈辱，她毅然决定带着丈夫搬家，将家中所有的物品搬走。 在新的住所中，他们度过了平静的岁月。钱穆在95岁时去世，胡美琦按照钱穆的遗愿，带着他的骨灰回到大陆。 参考文献：[1]李亚奇.论钱穆早年诠释阳明心学的内在理路——以《王守仁》为中心[J].平顶山学院学报,2025,40(1):87-9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