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三个空军叛徒在台北为另一名空军叛徒扫墓时拍下了这张照片，从照片上看这三个人面容呆滞，眼神躲闪，似乎在害怕着什么，更讽刺的是墓碑上竟连亡者的名字也没有，那么他们祭奠的人是谁？和他们又有着怎么的关系呢？ 首先我们还是来认识一下这三个空军叛徒，照片右首的两人是邵希彦与高佑宗，他们于1961年驾驶民用飞机叛逃台湾，而左边的刘承司则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叛逃台湾的军官，其实在他之前还有一个人驾驶战斗机叛逃台湾，那就是照片中墓碑的主人杨德才。 杨德才生于上个世纪30年代的贫困家庭，如果不是迎来解放，杨德生的一生大概率只能做饱受剥削的牛马，不过他当他长大成人时，正赶上了新中国的诞生，因此他不光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还凭着优异的体能条件考到了空军学校，毕业后成为解放军海航第五团飞行员。 杨德才的飞行技术过硬，在平时的训练和飞行任务中都表现得很优秀，因此他也是领导非常器重的王牌飞行员。 那时候国民党还在幻想反攻大陆，再加上台湾也缺少空军人才，所以台湾当局通过广播许以“高官厚禄加美女”的优厚条件，来诱惑大陆意志薄弱的空军人才，比如杨德才就是收听了台湾广播后，被诱人的条件所吸引，才动了叛逃的念头。 1960年1月12日，杨德才驾驶米格-15战斗机从浙江路桥起飞，在完成飞行任务返回的途中，他突然切断通讯，采取低空飞行的策略向台湾方向飞去，等指挥部派飞机拦截他的时候，他已经成功穿越了海峡，出现在台湾的上空。 很快，杨德才就驾驶飞机来到了台北宜兰机场，此时的他眉飞色舞，仿佛已经看到黄金和美女在向他招手了。 然而杨德才在降落的过程中却因操作失误导致飞机坠地失火，紧急关头他赶紧跳出机舱，结果被失衡的飞机撞晕，随即被大火吞噬，等到机场人员把他救出时，他已经失去了生命体征。 由于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台湾当局并不知道这是杨德才，但由于这是第一个叛逃台湾的空军飞行员，他们为了吸引更多大陆空军飞行员叛逃，于是他们将其称为“义士”，并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为他树了一块纪念碑，而飞机残骸也被放在台北新公园展出。 1961年9月，空军飞行员邵希彦由于事业受挫，心生怨恨，在听了台湾广播后，他决定去台湾过“人上人”的好日子，于是在他的一再游说下，高佑宗和他在驾驶民航飞机洒农药的时候，两人先是把飞机开到了还没与中国建交的韩国，随后在韩国的帮助下又飞去了台湾。 台湾当局不光给邵希彦和高佑宗分别送上了500两黄金，还在空军部门给他们安排了官职，并且给他们介绍了貌美如花的美女和他们结婚，而邵希彦和高佑宗则成了台湾当局大力宣传的“投诚”典型，而这也确实吸引了更多贪图享乐的大陆空军飞行员叛逃，比如1962年，海军航空兵少尉飞行员刘承司就被台湾当局开出的优厚条件吸引，驾驶战斗机叛逃台湾。 刘承司也是王牌飞行员，然而他叛逃的起因却是因为一块手表。 当时国家虽然经济还很艰难，但给予飞行员的生活待遇却很优厚。有一次，国家给每位飞行员发了一块手表，这在当时可是高档货，因此飞行员们都很高兴，可当时大队长的手表丢失了，于是工作人员就把刘承司的手表先给了大队长，这就导致刘承司没能拿到手表。 原本这是一桩小事，可刘承司却认为是部队领导针对他，于是他找到大队长，要求大队长把手表还给他，在没有结果后刘承司故意在脖子上挂了个小闹钟，给部队造成了不好的影响，领导和他谈话也没有效果，考虑到刘承司闹情绪，于是领导暂停了他的飞行资格。 这下刘承司更加认定领导就是故意整他，于是在听了台湾的广播后，便动了叛逃的念头，为了能重获飞行资格，刘承司不仅向领导诚恳认错，还写了深刻的检讨，领导见他知错能改，便恢复了他的飞行资格，而他则趁执行飞行任务时，驾机叛逃到了台湾。 由于刘承司是第一个驾驶战斗机叛逃台湾的飞行员，台湾当局不仅给了他1千两黄金，还让他加入台湾空军，并介绍了一个富家千金和他结婚。 自然，刘承司和邵希彦、高佑宗一样，都成了台湾当局政治宣传的肉喇叭，比如给杨德才扫墓，也是台湾当局安排的宣传内容之一，所以当他们拿着花圈来到杨德才的墓前时，他们也不过是逢场作戏地表演一番，至于墓中这位叛逃的前辈，他们根本没兴趣。 当然，叛徒无论在哪里都不会有好结果，比如照片上这3名叛逃者，当他们的热度渐渐退去后，他们就受到了台湾当局的冷落，再加上他们不可能获得台湾当局的信任，因此也不可能被重用，所以事业平平的他们的晚年生活就陷入了悲惨的境地，比如邵希彦就被妻子卷走了所有财产，而高佑宗则因大手大脚导致身无分文，不得不说这也是他们咎由自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