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戴公祠警卫室的水泥地被挖开，小萝卜头的遗体静静躺在里面。遗体已经腐烂，他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当看清他握着的东西时，在场的人悲声四起。小萝卜头原名宋振中，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死的时候只有8岁。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之夜，宋绮云接到紧急通知，被召至杨虎城将军的办公室，未知那晚讨论的是即将对蒋介石实施的兵谏行动。 宋绮云作为《西北文化日报》的社长与总编辑，他借助媒体声音，积极推广抗日的主张。不幸的是，他的身份和行动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蒋介石命令密查这位杂志的编辑后，得知宋是杨虎城的亲信，决定对他进行打压。 1941年，宋绮云在西安收到一封急电，电报声称家中有事。他匆匆返家，却发现这是一场精心设下的陷阱。他的妻子徐林侠告诉他，她并未发过任何电报。这时，宋绮云意识到局势的严峻，他快速安排妻子和孩子藏匿，自己则被假扮成工人的国民党特务所捕。 不久，徐林侠也因蒋介石的阴谋被捕。夫妻俩最终被关押在名为白公馆的监狱。在这里，徐林侠和仅八个月大的儿子小萝卜头一起承受着非人的折磨。 小萝卜头的童年被囚禁和饥饿所笼罩。徐林侠由于营养不良，乳汁已干，无奈之下，只得让儿子与她一同忍受食物匮乏的痛苦。监狱内部空间狭小，湿气重，不适合幼儿成长。在这样严酷的环境中，徐林侠努力维持着母子俩的生存，甚至不得不将儿子尿湿的尿布放在身体里捂干。 小萝卜头因体形瘦弱，他可以轻松穿梭在牢房的缝隙中，这让他在狱中有了一种特殊的自由。尽管身处困境，小萝卜头却保持着一份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尤其是对学校生活的渴望。他常常向刚入狱的李碧涛询问学校的种种，李碧涛对此总是耐心解答。 小萝卜头与李碧涛的友情逐渐加深，小萝卜头通过李碧涛的叙述，了解了外面世界的广阔与精彩，这种了解虽是间接的，却足以激起他心中的希望火花。 监狱中的其他狱友们也被小萝卜头的渴望感染，他们尽管身处绝望之地，依然努力为他寻求学习的机会。黄显声将军、车耀先和罗世文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教授小萝卜头知识，从识字到作诗，甚至是俄语的学习，小萝卜头的心智在这些教育下逐渐开阔。 国民党的特务拒绝了狱友们的请求，不允许小萝卜头正式上学，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的努力。在这些狱友的帮助下，小萝卜头不仅学到了书本上的知识，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坚持与抗争的精神。罗世文教给他的第一句话“我是一个好孩子，我爱中国共产党”，在小萝卜头心中生根发芽。 小萝卜头不仅仅是一个学习者，他还在狱中扮演了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在他的协助下，狱中的共产党员秘密发行《挺进报》，尽管内容仅有寥寥几字，却为囚犯们带来了莫大的心灵慰藉，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1947年8月18日，韩子栋利用看守的疏忽，成功逃离了白公馆。在这一过程中，小萝卜头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他不仅传递了越狱所需的地形图，还在心理上给予了韩子栋极大的支持。韩子栋逃跑的那天，小萝卜头深知自己也许无法像韩叔叔那样得到营救，但他仍然抱着希望，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外面的世界。 一天，在重庆的白公馆外，一辆国民党的卡车缓缓停靠。国民党的宪兵冲进白公馆，将宋绮云及其家人强行押上车。小萝卜头望着窗外的黑暗，心中满是对未来自由生活的憧憬。 卡车在凌晨两点驶入一个僻静的停车场，宪兵们粗暴地将三人押入附近的戴公祠警卫室。房间内已埋伏着等待的刽子手。刚一进门，宋绮云便遭到凶狠的袭击，血染警卫室。徐林侠试图护住小萝卜头，却被另一刽子手残忍制止。 就在徐林侠眼睁睁看着刽子手杀向小萝卜头时，刽子手杨钦典犹豫了一下，但在另一刽子手的催促下，最终下了毒手，小萝卜头死的时候只有8岁。 距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到一个月，宋绮云一家惨遭暗杀，被秘密埋藏在戴公祠的水泥地下。直至1949年11月30日，这个秘密仍无人知晓。 重庆解放后的第二天，曾参与暗杀的杨钦典良心发现，将埋藏地点透露给共产党。挖掘水泥地发现宋家遗体时，小萝卜头的两只小手死死地握在胸前，手中仍紧握着半截铅笔。 这些惨案以及在各大集中营牺牲的革命者，在每一个知情者心中都留下了深刻的悲伤与痛楚。战士们在重庆的废墟前痛哭，感叹“我们来晚了”。 李碧涛老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感慨道：“这是历史的遗憾，也是无法挽救的结局。我们虽拯救了中国，却未能拯救那些为国献身的烈士。我们的责任，是继承他们的遗志，为中华之崛起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