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的非洲，一个女孩拥有着非常大的屁股。她被人脱光了衣服关在铁笼里。男人们则像对待野兽一样虐待他，而最终女孩被卖进了动物园，在死后被制成标本，毫无尊严的展出了两百年之久。 铁笼的锁链哗啦作响，巴特曼蜷缩在伦敦街头的角落，1810年的冬夜，寒风像刀子钻进骨头。围观的人群裹着厚大衣，兴奋地扔下几个铜板，只为看一眼这个“非洲怪物”。 她低头，试图用长发遮住脸，可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藏不住对自由的渴望。笼子外，摊贩的叫卖声、孩子的笑声混杂成一片，巴特曼却仿佛听不见——她的心，还留在南非的山谷里，那片有牛群和星空的故土。 可她为何会站在这冰冷的铁笼里？那个许诺带她去“天堂”的男人，如今又在哪里？更让她心寒的是，这场噩梦，远未到尽头。 1789年，巴特曼出生在南非东开普省的加姆图斯河谷，那是个动荡的时代，荷兰殖民者将南非变成后花园，他们沦为奴隶或仆人。 巴特曼的童年没有欢笑，母亲在她两岁时去世，父亲在殖民冲突中丧生。她十几岁嫁给一个鼓手，生下一个孩子，却很快夭折。16岁那年，丈夫被荷兰人杀害，她被卖给开普敦的商人彼得·塞扎尔，从此开始了奴役生涯。 1810年，21岁的巴特曼被塞扎尔的兄弟亨德里克和英国医生威廉·邓洛普盯上。她的臀部因脂肪堆积异常突出，在殖民者眼中，这是“猎奇”的金矿。 他们哄骗她签下一份合同，许诺去英国能赚钱、得自由。巴特曼不识字，文化传统中也没有书面记录，她信以为真，登上了驶往伦敦的船。船舱里，海浪拍打着木板，她幻想着新生活，却不知自己正坠向深渊。 伦敦的展览场，木台上铺着破布，巴特曼被要求赤身站立，铁笼四周挤满了人。观众有的惊呼，有的嘲笑，还有人付钱摸她的皮肤，像在检查牲口。 巴特曼学会了几句英语，会弹吉他，唱家乡的小调，可这些才艺在观众眼里，只是“野蛮”的点缀。夜里，她蜷在笼子旁，裹着薄毯，耳边是泰晤士河的流水声，寒冷和屈辱啃噬着她的心。 1814年，伦敦的热潮退去，巴特曼被卖到巴黎，落入驯兽师让·里奥手中。巴黎植物园的展览更残酷，她被关在木台上，与动物标本摆在一起。 白天，她得跳舞、摆姿势，稍不配合就挨鞭子；晚上，富人宴会上，她被牵出来，像活道具供人取乐。里奥的房间里，煤油灯昏黄，巴特曼坐在地板上，盯着墙角的裂缝，回忆故乡的篝火和族人的歌声。她试过反抗，可每次换来的只有更重的惩罚。 法国解剖学家乔治·居维叶曾在宴会上与她共舞，称她“聪明、记忆力好”，却在笔记里将她比作猩猩。他的报告，成了“种族科学”的基石，强化了欧洲人对非洲人的偏见。 1815年的巴黎，雪花飘落街头，巴特曼病倒在里奥的破屋里。窗外是塞纳河的冰面，屋内只有一盏微弱的灯。她咳嗽不止，身体瘦得像枯枝，26岁的生命走向尽头。 死后，居维叶解剖了她的尸体，脑和生殖器被泡在福尔马林里，骨架和石膏像摆在人类博物馆，直到1974年才撤展。她的遗体，像一件展品，承载了两个世纪的羞辱。 1994年，南非摆脱种族隔离，曼德拉当选总统，提出归还巴特曼遗体的请求。法国起初拒绝，称遗体是“科学遗产”。 1998年，诗人黛安娜·费鲁斯的诗《我来带你回家》传遍南非，点燃了归还运动的火种。南非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法国博物馆的“暴行”。 2002年3月6日，法国议会通过法案，允许归还巴特曼遗体。5月3日，她的骨架、软组织和石膏像被装进木箱，飞回开普敦。8月4日，开普敦举行“裹袍”仪式，族人用草药净化遗体，军方守卫棺木，像迎接英雄。 南非妇女节，1.5万人聚集在汉基镇的维加德林斯科普山丘。阳光洒在红色土壤上，敲响鼓声。总统姆贝基致辞：“巴特曼的故事，就是非洲人民的故事。”棺木入土前，族人撒下野花，风吹过山谷，像在低语告别。 巴特曼的墓前，石碑上刻着她的名字，山风吹过，野草轻轻摇曳。她终于回到故土，带着伤痕，也带着尊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