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破译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网友：请来破译甲骨文 2016年，为了促进甲骨

西方学者破译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网友：请来破译甲骨文

2016年，为了促进甲骨文的破译工作，中国文字博物馆给予重金刺激：破译出一个未解的甲骨文，奖励10万元人民币。然而六年过去了，真正被破解的只有一个“蠢”字，复旦大学教授蒋玉斌获得10万元奖励。 自19世纪末，清朝学者发现甲骨文以来，迄今为止已有120多年，无数顶尖学者投身破译工作，尽管甲骨文与现代汉语存在明确的传承关系，中国也保留诸多商代史料，但至今真正被成功破译的还不到一半。 然而西方学者在破译上古文字上，却有着惊人的成就：一百多年前，他们先后破解了几乎沦为“死文字”的古埃及文与苏美尔人发明的楔形文字。于是，有网友建议让西方学者来试一试破解甲骨文。那么，西方学者能不能破解甲骨文呢？

欲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看一看西方学者是如何破解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的。 习惯了字母文字的欧洲人，最初遇到古埃及文字之时，以为是象形文字，就可以连蒙带猜，但将以为被识别的文字合在一起后，根本无法完整地释读句子。直到1799年，古埃及文的破译迎来了一件重要文物。 1799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军官布夏尔在埃及罗塞塔发现一块石碑，碑体为磨光玄武岩，上面刻着三段文字，分别由古埃及象形文字、古埃及通俗体文字、古希腊文组成，史称“罗塞塔石碑”。当时学者猜测，这三种文字讲述的是同一件事。 由于古希腊文已被破解，于是“罗塞塔石碑”就成为破解古埃及文的一把钥匙。但即便有古希腊语的对照，无数学者依然无法破解上面的古埃及文，直到法国天才商博良（见下图）出手。

古埃及文献中，最容易辨认的是法老姓名，因为他们的名字都是被一个椭圆形的框圈起来的，商博良决定由此入手。于是，他找了两个著名的法老——托勒密（Ptolmes）和克娄巴特拉（Cleopatra，通称埃及艳后），由于他们是希腊后裔，因此商博良认为古埃及文字记录他们名字的时候，可能会用古埃及的符号对应他们姓名中的每个字母。后来，商博良验证认为埃及人写法老的名字时，都是通过“拼音”的方式，用象形文字拼出来的。 1822年，商博良发表论文，指出古埃及文并不完全“象形”，其实是一种集表音和表意为一体的文字系统，有些符号代表的是一种发音，有些符合表意。后来，西方学术界认可商博良的研究，认为他破解了古埃及象形文的意义与结构。

与破解古埃及文相比，破解楔形文字难度无疑更大，起初与破解古埃及文一样，也没有什么头绪，直到英国学者罗林森（见下图）发现了贝希斯敦铭文。 贝希斯敦铭文刻有三种楔形文字，即古波斯语、埃兰语、阿卡德语。由于古波斯语与今天波斯语还有一定微弱的联系，因此通过现代波斯语，西方学者了解到了一定的书写规则，但这完全不足以破解古波斯楔形文字。之后的破解，也是从具体人名上出发： 学者拱玉书的《西亚考古史》记载：“巴兹的研究结果表明，罗林森的解读方法基本上与格罗芬特的方法相同，也是从专有名词入手，即首先确定专有名词，再把希腊古典作家著作中保留的读音分解成字母，然后再把具体字母与具体的古波斯楔形符号对号入座……由于贝希斯顿铭文中的人名、地名和民族名称基本都见于希罗多德的《历史》等希腊古典著作，这就使罗林生成功解读古波斯文成为可能。” 简而言之，罗林森认为古希腊著作真实记载了古波斯的名人，只是他们的记载是古希腊语的“音译词”，所以将之分解成字母，然后与古波斯楔形文字符号一一对应，这与商博良的办法有些类似，最终破解了古波斯语楔形文字，甚至包括每个楔形文字的读音。

当然，罗林森后来也没有说清楚到底怎么破解的，对于过程的解释总是轻描淡写，面对别人的追问时回答说：“我已经讲不出我当时确定每个字母读音的方法。” 1857年，在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主持下，罗林森、欣克斯、朱利叶斯三人同时解读了一份楔形文字铭文，考评认定是“细节略有出入，但总体一致”。就此，他们对楔形文字的研究结论得到认可。后来，这三人被称为“楔文三杰”，其中罗林森被誉为“亚述学之父”。 古波斯语破解之后，贝希斯敦铭文上的埃兰语、阿卡德语也随之被破解。由于古巴比伦人编撰了一部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词表和语法书，因此最古老的苏美尔楔形文字也被破解。到了1900年时，总数高达十余种的楔形文字基本被西方全部破解。

以上就是西方学者破译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的大致过程，既然这两种几乎沦为“死文字”的文字都能破解，那么网友建议的请西方学者来，到底能不能破解甲骨文呢？其实，即便商博良、罗林森等来破译，也基本上很难比中国学者的成就更高。 首先，无论是古埃及文还是楔形文字，尽管其中存在象形表意的符号，但总体却与西方字母文字结构类似，造字逻辑主要是表音表意的符号组合，而甲骨文与其形式上大不相同，也已经包含六书造字法，远比这两种文字复杂，破解起来难度更大。 其次，这两种文字造出之后，尽管中间跨度有数千年，但无论音形义还是行文逻辑，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所以才让西方学者几乎全部破解。但甲骨文却随时代变化而变化，每一个文字几乎都有多种写法，都反映了时代变化，其中传承下来的还可以辨别，没有传承下来的或缺少演化环节的就很难破解了。

第三，这两种文字的每一个符号，似乎意思非常明确，没有什么其他引申意思之类，而甲骨文中不少汉字，都存在一字多义现象。即便破解了单个甲骨文字，但由于一字多义的现象存在，因此释读一段甲骨文句子时，稍不考证严谨，对句子的意思理解很可能就完全错误。 第四，极为美妙的是，这两种文字当时都留下了足够的“破案线索”，比如用三种文字记载同一件事，苏美尔—阿卡德语双语词表和语法书，古希腊著作中恰好非常准确地记载了相关人名等等，从而让西方学者可以破其一点、进而破译全部。但破解甲骨文的参考文献几乎都是后来的，比如传承至今的汉字，周代对商代的记载等。因此，彼此破译条件也大不相同。 除此之外，相比古埃及文与楔形文字，甲骨文的破译还有很多其他难度，在此不再一一赘言，但仅以上面四点来看，能破解古埃及文、楔形文字的西方天才们，也很难将甲骨文破解出来。

其实，自甲骨文被发现以来，大约一共整理出15万片，流失在海外的甲骨文超过2.6万片，西方学者能接触到很多甲骨文。但百余年过去了，并没有听说西方学者率先识别出某个甲骨文。 记得以前国内一些大师谈及西方学者破译上述两种文字时，称赞他们“热衷于各种新奇的事物，有着强烈的探索精神”，但面对甲骨文时，似乎研究者寥寥，也没什么成果。到底是没有兴趣研究，还是不敢研究，或是感兴趣却没有成果，还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