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除夕夜，毛主席吃了一口葱油饼后脸色大变，立马就知道这饼有问题！
1960年，对很多人来说，是个难熬的年头，饥饿就像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掐住人的脖子，这一年，来自山东的中南海厨师程汝明也遇到了不少挑战。
困难时期来临，大家都开始过紧日子了，毛泽东带头降低伙食标准，肉菜从他的餐桌上消失了，这对程汝明来说，无疑是个难题。
他知道，领袖日理万机，营养必须跟上，可“最高指示”已经下达，他也不敢明目张胆地违抗。
程汝明想起毛泽东爱吃的葱花饼，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闪现，把肉“藏”起来。
于是，1960年的除夕夜，一张特殊的葱花饼诞生了。
肥肉熬油，肉丁藏馅，程汝明使出浑身解数，将肉“化于无形”，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却丝毫没有察觉这其中的“猫腻”。
纸终究包不住火，“大饼事件”很快败露，程汝明被告知“禁做大饼”。
这小小的葱花饼，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程汝明在困境中的挣扎，也照出了特殊时期人们生活的艰辛。
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即使是领袖，生活也异常简朴，毛泽东的伙食费要从工资里扣，程汝明总是绞尽脑汁，把菜做得既好吃又省钱。
毛泽东特别喜欢鱼，尤其是鱼头豆腐，虽然这道菜只用了鱼的一部分，但他吃得非常开心。
有一年春节，上海市政府送来一篮红鸡蛋，毛泽东非但没有高兴，反而觉得有些浪费。
精打细算的程汝明被选中去给江青管理伙食费。
程汝明觉得，江青挺喜欢甜食，但对饭菜的要求没外界说的那么挑剔。
他会在过年时，为江青做什锦布丁或奶油蛋糕，而给毛泽东的“加菜”则是各种辣椒。
程汝明琢磨出的烤辣椒——辣椒烤焦后加糖、盐、豆豉，最后点鸡汤收汁，深受毛泽东喜爱，“基本上一口一根”。
程汝明对毛泽东的饮食习惯非常了解，他知道毛泽东不喜欢酱油，原因是年少时见过酱油缸里的蛆虫。
为了让毛泽东吃到红烧肉，程汝明用糖色加盐代替酱油，做出咸鲜带甜的红烧肉，毛泽东“准保不会剩下”。
他还知道毛泽东和江青都不爱吃韭菜，南方人过年喜欢吃年糕。
于是，第二年的除夕，餐桌上出现了年糕，毛泽东“吃了好几块”。
程汝明会根据毛泽东的习惯，在菜里多放些汤水，这样毛泽东看书时菜不会那么快凉。
这些细微之处，无不体现着程汝明对工作的用心和对领袖的尊重。
1960年的“大饼事件”，程汝明并非故意欺瞒，而是出于对毛泽东健康的担忧。
那时，全国正经历着三年的自然灾害，许多人都在挨饿，生活非常艰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以身作则，带头过简朴生活，不吃肉、不吃蛋，粮食也定量供应。
面对程汝明的“好意”，毛泽东虽然哭笑不得，但依然坚持原则，将葱油饼分了出去，并告诫程汝明以后不许再这样做。
毛泽东的节俭和对百姓的关怀，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他一生的行为准则。
他曾说过，希望有一天中国的老百姓都能吃上四菜一汤，这句朴实的话语，背后是领袖对人民的深切关怀和对国家富强的殷切期盼。
毛泽东对自己的孩子要求很严，从来不许他们搞特殊，孩子们上学要自己走，吃饭要和同学一起吃大锅饭，即使女儿李敏饿得直哭，毛泽东也坚持原则，不搞特殊。
这种“一视同仁”的态度，体现了毛泽东的公平公正，也展现了他对国家未来的责任感。
在外交场合，毛泽东依然保持着朴素的作风，外宾赠送的贵重礼物，除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几乎都充公或送人。
他始终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正是新中国得以建立和发展的基石。
在中南海工作，保密是第一要务，程汝明深知这一点，毛泽东的饮食习惯，更需要严格保密。
程汝明的家人只知道他在中南海上班，但具体干啥却不清楚，他给家里写的信，落款总是“中南海一〇一信箱”。
直到毛泽东去世后，家人才知道，这个信箱就是毛泽东的家，程汝明的工作流程一直都很神秘，保密性很强。
每次做饭前，他都要先写个菜单，等批准了再抄一份带到厨房，做完饭后，他得马上把手里的菜单处理掉。
这种严格的保密制度，是为了防止敌对势力利用领袖的饮食信息，在关键时刻对中国发难。
在中南海，厨师们平时聊天很少谈到首长家的私事，mostly就是互相分享下做饭的心得。
程汝明知道周恩来喜欢吃狮子头，而刘少奇因为有胃病，更喜欢罐焖牛肉和罐焖鸭子。
程汝明心里有很多不能说的秘密，他就把精力放在养动物上。
“文革”期间，他从上海带回一对被遗弃的鸽子，看着鸽子在空中翱翔，他感到无比快乐。
后来，他又养了八缸金鱼，这些小生命，成了他排解压力的“精神伴侣”。
一次偶然的机会，时任总书记胡耀邦看到了程汝明的金鱼，非常喜欢。
几次“路过”之后，胡耀邦的秘书来取走了两袋金鱼，程汝明这才明白，胡耀邦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从此，胡耀邦也开始学着养鱼，这或许也是一种特别的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