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在延安吃了一顿当时价值一块多钱的饭，回去就觉得请他吃饭的润之先生太苦了，跟他见过的别的领导们实在天壤之别，还整天开会讲课连个代步的车都没有，不是步行就是骑马，那都是山路，又慢又不安全。 1940年，陈嘉庚从新加坡返回中国，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慰问和考察之旅。陈嘉庚首先抵达重庆，试图与蒋介石进行沟通，以减少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摩擦。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持保留态度，对陈的建议并不买账。 在此期间，陈嘉庚继续他的考察旅程，先后访问了西南与东南各省。在昆明、桂林等地，他详细考察了当地的政治、经济状况，并对国民党官员的贪腐问题进行了公开批评。这一行为加深了蒋介石对他的疑虑与不满，导致蒋介石采取措施监视陈嘉庚，并试图限制他的活动。 尽管面对诸多阻碍，陈嘉庚并未放弃努力。他特别关注了自己的家乡福建省。在那里，陈嘉庚花费超过50天时间进行深入考察，发现了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尤其是地方官员的腐败及对民众的压迫。他试图通过多次电告蒋介石来改善情况，但均未获得有效回应。这种经历让他对蒋介石失去了信任。 1940年12月，陈嘉庚结束了他的考察旅程，返回新加坡。途中，他收到蒋介石的电报，仅在电报中提到福建的税赋问题是中央所决定的，并要求陈不要外扬。这一回应进一步确认了陈嘉庚的怀疑。 此后，陈嘉庚彻底与蒋介石断绝了关系，并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他回到新加坡后，积极参与支持抗战和推动国共合作的活动。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的逐步成功，毛泽东诚挚地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在他日益难以忍受的情况下，陈嘉庚决定离开政治斗争激烈的重庆，寻求一种不同的人生方向和精神慰藉。1946年，他得知远在陕西的延安，与国民政府抗争的共产党基地，呈现出一种全然不同的生活与治理方式。 尽管面临多方面的阻挠，特别是来自国民政府的不满与阻碍，陈嘉庚仍坚定地选择了前往延安。1946年6月，陈嘉庚终于踏上了前往延安的旅程。 到达延安后，陈嘉庚首先感受到的是那里与重庆截然不同的氛围。延安虽然物质条件贫乏，但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团结一致的氛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朴素而不失热情的生活方式，与他在重庆所见的奢靡和腐败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延安期间，陈嘉庚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尤其是毛泽东本人的接待，更让他感到非比寻常。毛泽东为他安排的接风宴极其简朴：在毛的住所——一个普通的土窑洞中，摆设简单，饭菜朴素。宴席上只有几个粗瓷盘子，盛放着简单的茄子、豆角、南瓜等时令蔬菜，而唯一稍显丰盛的是邻居大娘特意送来的一大碗鸡汤。 毛泽东在宴会上表现出的谦逊与诚恳，以及对陈嘉庚的尊重，令陈深受感动。毛泽东向陈嘉庚敬酒时表示，尽管条件简陋，但他们所能提供的一切均出自真诚和努力，希望陈嘉庚能感受到他们的好意。 陈嘉庚不仅捐出自己的全部资产支持中国的抗战，还积极组织和动员其他华侨参与抗战。1940年，应邀回国，陈嘉庚的行程首先抵达了当时的战时临时首都重庆。 在重庆，陈嘉庚的到来受到了国民政府高度重视。政府官员安排了连绵不断的宴请活动，名目是为了表彰他的贡献和款待这位贵宾。然而，这些接连不断的宴席和款待，并未能有效支持抗战的实际需要，反而显得华而不实，陈嘉庚对此感到极度失望。 在宴请过程中，陈嘉庚目睹了令人心碎的场景。一边是前线将士和普通百姓在抗战中的艰苦挣扎，一边却是国民政府内部一些官员的奢侈浪费。他看到的不仅仅是表面的奢华，更是这些官员对国家和人民的不负责任。这种行为对于那些捐出自己全部积蓄支持抗战的华侨来说，无疑是极大的打击和羞辱。 陈嘉庚在重庆的经历让他更加坚定了支持抗战的决心。尽管面对国内一些官员的贪婪和无能，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继续寻找更有效的支持抗战的方法。他的行动激励了更多的华侨回国支持抗战，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如组织“志愿军”、“义工”组织等，为抗战做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