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韩复榘开完会议之后，已经是傍晚，韩复榘正要走，旁边一位侍从官却走过来：“请韩主席留下，委员长等会就到。”还没到韩复榘回答，那人已经走开了。 在1938年的中国，战火正从北向南蔓延。第三集团军司令韩复榘作为山东的实际统治者，其手中掌握着约二十万之众的军事力量。 这支部队不仅在山东根基深厚，更是华北抗日的重要力量。韩复榘自1928年掌控山东以来，通过多年经营，将山东打造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其势力范围不仅限于军事，更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 然而，随着日军的不断南下，山东的局势急转直下。1937年12月27日，济南陷落成为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济南的失守不仅意味着山东省会的丢失，更严重动摇了国民政府在华北的军事部署。紧接着泰安的放弃，更是让整个华北的抗日形势雪上加霜。 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两封看似普通的电报，却成为了导致韩复榘命运转折的关键。第一封电报源于军需物资转移的争执。 在济南危急之际，韩复榘下令将军需物资向河南漯河转移，这一决定引起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强烈不满。李宗仁通过电报质问为何要将物资运往豫西地区。 在军统特务的精心安排下，韩复榘对电报的随手批注＂全面抗战，何分彼此＂被参谋处擅自发送给了李宗仁。这一举动立即引发了两位将领之间的矛盾。 第二封电报则是关于死守泰安的军令。李宗仁再次电令韩复榘务必死守泰安，而韩复榘的＂南京不守，何守泰安＂的牢骚话又一次被参谋处当作正式回电发出。 李宗仁随即将这些电报转呈给了蒋介石，指控韩复榘不听指挥，擅自行动。 在当时的军阀割据背景下，这样的指控格外敏感。自辛亥革命以来，各地军阀割据成为常态，地方实力派往往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然而到了全面抗战时期，军令政令的统一执行显得尤为重要。韩复榘的举动，在这个特殊时期被放大成了一个危险的信号。 1938年1月初，蒋介石选择开封作为会议地点绝非偶然，这座位于河南的古城距离韩复榘的势力范围极近。 开封的地理位置不仅便于控制局势，更为后续行动提供了便利。 会议筹备期间，军统特务总队总队长王兆槐带领十二名特务提前抵达开封。戴笠也亲自到场指挥，为即将到来的行动做最后布置。 他们的工作包括详细勘察地形、安排岗哨、布置路线，每一个细节都不容忽视。同时，开封城内的军事部署也在悄然改变，大量可靠的部队被调入城中。 在表面工作之外，一场精心设计的心理战也在同步展开。蒋介石一改往日严厉作风，亲自给韩复榘打去电话，以极其客气的口吻邀请其参会。 这种反常的亲和态度本应引起警觉，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却起到了降低戒备的效果。这通电话中，蒋介石称呼韩复榘为＂向方兄＂，显得格外亲切。 在韩复榘的幕僚团队中，对是否参加这次会议产生了分歧。以刘熙众为首的一批老部下极力劝阻，他们认为当前形势对韩复榘极为不利。 然而，另一位关键人物蒋伯诚的出现，改变了局势走向。蒋伯诚向韩复榘表示，只要见到委员长，一切问题都能得到解决。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会议的筹备过程中，对韩复榘的卫队处置也做了周密安排。主办方以城内驻军过多为由，不允许卫队进城，这为后续行动扫清了障碍。 军统特务在会场周边的部署也极为精密。他们不仅控制了所有进出通道，还在关键位置安排了大量便衣人员。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会议还特别规定所有参会将领必须将配枪交由副官处统一保管。这个看似合理的规定，实际上也是整个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表面上，这次会议维持着例行军事会议的常规模式。但实际上，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设计，目的就是确保行动能够万无一失。 1938年1月11日下午，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的军事会议正式开始。会场布置简单而庄重，与以往的军事会议没有任何不同。 参会将领按照惯例就座，上半场会议主要由蒋介石进行训话。这次训话的内容异常严厉，多次提到军令的执行问题和战场纪律。 会议的气氛逐渐变得凝重起来，但表面上依然维持着正常军事会议的秩序。在韩复榘准备离开时，一位中将侍从官传达了蒋介石的约谈要求。 这场约谈成为了转折点，对话的核心围绕着济南、泰安的失守问题。当韩复榘提到南京失守的责任问题时，局势立即发生了变化。 随后，韩复榘被带离会场，直接送往火车站。整个过程快速而果断，没有给任何人反应的机会。 从开封到汉口的转移过程中，严密的警戒一刻未曾放松。 1月24日，韩复榘在汉口被处决，这标志着这位曾经的山东实力派的最终结局。这一事件在当时的军政界引起巨大震动。 国民政府通过这次行动，实现了对军事指挥体系的进一步整顿。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军令统一的重要性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事件发生后，韩复榘的部队被迅速改编，其中相当一部分被整编入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序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