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云正散步，一旧部忽来访。他惊问：你们怎么来昆明了？答：我们连夜进的城，白天睡觉，晚上待命。龙云暗叫不好，当即让自己的部队也待命，不料当晚龙云的住所就被人包围，随即枪声大作。 1945年9月，二战尾声，中国大军向越南北部挺进，展开了跨国军事行动。在卢汉的统一指挥下，20万官兵分数路向北挺进，1945年9月22日卢汉乘专机抵达河内嘉林机场，而9月28日在河内总部举行了盛大的受降仪式，接受日军投降。 不久后的1945年10月，国内政治格局也发生剧变。10月3日，国民党第五集团军发动军事政变，杜聿明将龙云挟持至重庆。紧接着，10月5日，龙云被迫离开昆明，卢汉接任云南省政府主席。同年11月，卢汉更是在越南接受日军投降后被任命为云南警备总司令。 1946年2月，何应钦命令卢汉指挥的滇军前往东北参与“剿共”行动。1946年3月至4月，卢汉指挥的部队在东北战场上活跃，但5月30日，滇军第60军第184师在辽宁海城爆发起义。 进入1946年下半年，国内政治动荡不安，内战渐趋激烈。7月至8月，卢汉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安全威胁，特务机构频繁活动。这一时期，卢汉的政治立场和行动受到各方势力的密切关注。 1948年，卢汉在云南的政治影响力继续扩大。他任命了多位亲信担任关键职务，如谢崇文担任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此外，卢汉还通过与中共的秘密接触，试图寻找政治出路。 1949年，随着国共内战的深化，卢汉的政治角色愈加复杂。1月1日，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进入1949年后期，卢汉逐步向共产党靠拢，9月6日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会谈，但最终未能达成一致。 在1927年的中国历史中，龙云和胡若愚等人利用北伐战争的机会，成功推翻了云南当时的军阀唐继尧，自此龙云成为云南的实际控制者。为了巩固其权力，龙云选择与时局强者蒋介石建立联系，这一行动帮助他在1928年被任命为云南省主席，正式确立了其在省内的统治地位。 龙云在云南的统治并不平静，需要面对持续的内外挑战。与蒋介石的合作虽然在政治上有利，但两人在战略意图上并不完全一致。龙云在帮助国民政府参与中原大战和对红军的围剿中虽积极，却始终将云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蒋介石过多的干预持保留态度。 随着1937年抗日战争的爆发，云南的地位愈发重要。一方面，中央政府加强对云南的控制力度，蒋介石甚至派遣中央军和特务进驻该省，增强中央对云南的直接影响力。另一方面，由于战争的需要，许多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纷纷撤退到相对安全的云南，此外中国共产党的统战政策也对云南产生了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龙云的政治倾向逐渐向进步转变，他秘密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与中共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支持民主运动，使得昆明成为了一时的“民主堡垒”。 在经济管理方面，龙云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日益尖锐。尽管蒋介石强调将云南的财政资源纳入国家管理，但龙云通过操控税收和金融政策，努力保持云南的经济自主权。同时，尽管国民政府官方上推行“禁烟”，但龙云仍旧通过控制鸦片等特货的交易，为自己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筹集资金。 军事上，龙云的自主意识同样强烈。在抗战初期，蒋介石为了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曾调动云南的滇军参与前线战斗，并在之后长时间未允许这些部队返回云南。1940年，随着日军侵入越南，龙云要求调回滇军以防御云南，但蒋介石仅同意有限的部队调回。到了1943年，蒋介石甚至在楚雄设立远征军司令部，进一步削弱龙云的军事控制权。 在1945年，随着日本军队的战局不断恶化，抗日战争即将步入尾声，蒋介石开始集中精力处理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特别是对于云南省的龙云问题，蒋介石认为必须在战后的国家统一中先行解决，以巩固国内的军事与政治力量。云南地方势力的稳定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整体安全和边疆政策的执行。 在此背景下，蒋介石首先召见了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杜聿明，与他进行了密谈。蒋介石向杜聿明表达了调整云南军政领导的紧迫性，提出了将龙云调至中央任军事参议院院长的计划。他特别指出，由于担忧龙云可能不会服从中央的调令，因此需要在军事上做好充分的准备，确保此项调整能够顺利执行。为此，蒋介石指示杜聿明必须控制昆明及其周边地区的国防工事，以确保在接到命令的同时迅速剥夺龙云的军事力量。 杜聿明对于这项任务表示了信心，认为通过合适的军事部署可以确保计划的实施。蒋介石在听到杜的回应后非常满意，并要求他立即返回昆明，开始各项准备工作。同时，蒋介石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指出一旦龙云及其亲信察觉到中央的意图，可能会采取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措施。 在随后的几个月中，蒋介石又将处理龙云的任务扩展到了战区层面，他将这一任务告知了驻昆明的中国战区总司令何应钦。何应钦和杜聿明共同探讨了通过非武力手段解决龙云问题的可能性，包括劝其自动辞职。他们从5月到7月期间多次尝试通过龙云的亲信卢汉进行劝说，但均未取得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