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的一天傍晚，于敏在食堂排队打饭时，突然激动地抓住同事杜祥琬的胳膊：“快看！这个方程的解法对了！” 华东计算所门口的梧桐叶已经落了一地，屋里还亮着通宵灯。 那年头，上海人习惯叫这个地方“华算所”，但真正知道这帮人干嘛的，没几个。 于敏带队来了，带着一个目标——搞清氢弹。 不是理论猜测，不是纸上谈兵，是用中国人自己的脑子，把那个连苏联人，都讳莫如深的东西算出来。 全所只有一台主机，J501，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这在60年代看是宝贝，但要拿来跑热核反应这种复杂模拟，差不多是用小马拉战车。 队伍没退，算盘上桌了，一张桌子堆满稿纸和算盘珠子，白天人挤人轮着上机，晚上两班倒。 有时为了等一个运算结果，全屋人只能靠墙坐，闭眼强憋十分钟的觉。 会战叫“百日会战”，但没人真以为一百天能破题。 问题卡在了热核燃烧的稳定性。 每多一步，就多一组非线性方程，变量多，边界条件死板，所有人像在沼泽地里推车，越推越沉。 于敏习惯不吭声，喜欢站在窗口抽烟，烟头烧到手都不动一下。 12月的某天午休，所里食堂油烟呛人，于敏没吃饭，抱着笔记坐在食堂靠墙的桌角，又开始反复推导一个临界条件的问题。 眼神像刀刃一样刻在纸上，忽然间，灵光一闪，他猛地站起来，把碗筷推开，把纸平摊在饭桌上。 “自持燃烧的条件不在压强跃变，在辐射流体本身的能量反馈！” 这句话当时没人听见，现场只有几个食堂工人抬头望了一眼。 于敏顾不上，抄起纸就往打饭口冲，排在他前面的是杜祥琬。于敏把纸往杜手里一塞，说：“你看看这组解！” 杜一低头看公式，抬头就见于敏冻得通红的手还在颤，嘴角微微咧着，像捡着宝。 饭没打，饭盆忘了，草稿纸揣进棉袄，整个人像进了另一个频道。 晚上那组方程重新上机跑，J501卡了半小时，打出第一批数据。 核燃烧温度与时间曲线终于稳定，没有爆震崩溃。 全屋静了一秒，接着有人喊了一句：“跑通了！”没人鼓掌，没人欢呼，所有人站着没动，几个人眼圈红了。 这一组解不是终点，却是打开氢弹原理大门的那把钥匙。 中国第一套完整构型的理论骨架，就这样在食堂的油迹纸上写出来了。 这个突破，后来被命名为“于敏方程”，支撑了之后被称为“于敏结构”的热核构型。 美国那边搞的是“泰勒-乌拉姆”方案，层层嵌套结构复杂；中国这套结构简洁、实战化强，体积和能量密度比美方更高，直到现在，世界上没人能破。 1966年12月28日，中国第一次氢弹原理试验成功。 没有外援、没有样板，纯靠一纸理论和几台落后设备算出来的。 半年后，1967年6月17日，罗布泊响起一声巨响，中国氢弹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爆，只用了2年8个月。 试验成功那天，邓稼先没睡，他一直在现场等消息。 其实于敏早在之前用“打松鼠”的暗号通知过他：解开了，两人说话不多，但彼此一听语气就知道情况。 邓稼先一得到消息，马上领队支援，后勤、结构、试验一气呵成。 这种默契，没有会议，没有文件，靠的是信与命。 于敏拒绝“氢弹之父”这个称号。 1966年他曾在一次会后被悄悄叫去拍照，拍完就消失了，他不准报道、不登刊物，连妻子都不知道他在哪。 直到1988年，这个名字才第一次以“国家有功人员”身份被公开，此前28年，无名无姓。 有一次庆功宴上，他突然用苏州话背起了《后出师表》。 整段背完，屋里静得能听见筷子碰盘子的声音。 科学不是冷的，人心是热的，于敏这辈子没上过战场，但打过最硬的一仗。 他没说过要“为国争光”，也不讲牺牲奉献，但从氢弹出图纸那天起，就没回头路。 身边人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还坐在那个老式计算器前，边翻公式边写草稿。 有人问他：“你图什么？”他没回答，桌上放着一张照片，是一个穿棉袄的女孩，抱着算盘打盹。 她是老同事走时留下的女儿，没人照顾，就送到办公室。 于敏一边工作一边照看，日复一日，这就是他信的东西——人得活下去，要安全，要底气。 从原子弹到氢弹，是科技，更是底牌。 中国能有今天，不是因为人多地大，是因为曾有这样一群人，饿着肚子、抱着算盘，把世界最复杂的武器结构，一层层抠出来。 他们不求名，也不愿多说，但每一颗爆炸的声音，都替他们在说：我们算出来了，我们能。 参考资料： 程开甲、于敏：《两弹一星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