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随着南京解放，上海解放也是早晚的事情，上海的国民党大小官员十分不安。
毛森时任上海市警察局局长，这人中等个子，五官端正，谈吐不凡，待人谦虚，不知道的还是以为他是一个儒雅文人，实际上毛森是一个凶狠的特务头子。
有人说，毛森，应该叫“毛骨森森”。
解放军包围上海的时候，毛森就在上海大开杀戒，不少被关押的地下党员，都被他下令残忍杀害。
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使敌人有所忌惮，毛主席和朱老总于1949年4月25日颁布了《解放军布告》。
其中第五点内容，就是专门针对上海的两千多名警察的：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以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其他国民党大小官员，只要不持枪抵抗，不搞破坏，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
当时，面对解放军的包围，上海的敌人还在进行反共宣传，毛森更是亲自出马，他分批分片地给上海的警察训话，让他们加大力度逮捕上海的地下党员。
党组织认为，只要把这份布告送到这些警察家中，他们看到后，肯定有所收敛，绝不敢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
这时候，上海正被白色恐怖笼罩，警察特务正在四处逮捕地下党，想完成这个任务可谓艰巨无比。
但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指示，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地下党员的伤亡，这份布告不仅要印刷，还要想办法送到上海的两千多名警察家里，让他们有所忌惮。
上级把这个艰巨任务交给了地下党员钱文湘。
1947年，钱文湘秘密加入我党。
入党后，钱文湘潜伏在上海警察局。
接到这个任务后，钱文湘也是犯了难，尽管他在警察局中认识了不少人，但上海的警察有两千多人，他不可能一一认识，更不知道他们具体住在哪里。
在这种背景下，钱文湘很难在短时间内把两千多份解放军布告送到警察手中，思来想去，钱文湘决定采取邮寄的方式，把这些解放军布告送到警察的家里。
不过这也有一个大前提，那就是需要知道上海两千多名警察的详细信息，特别是他们的名字和具体住所。
钱文湘想了想，档案室肯定有这些信息，不过档案室戒备森严，即便混入档案室成功偷了资料，被发现的概率也很大，而一旦被发现，九死一生。
但为了革命，钱文湘一咬牙，他冒着被捕的风险，混入了档案室，并顺利拿到了警察的具体资料。
之后，钱文湘就在短短三天时间里，把两千多份解放军的警告信投寄给上海的所有警察，就连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的毛森，也收到了一份《解放军布告》。
这天上午，毛森照常走进了办公室，一进门，他就看到桌上有一张奇怪的纸条，毛森拿起来一看，脸色大变：“地下党太可怕了，竟把这份东西送到这里来！”
震怒之余，毛森叫来值班的特务，向他询问情况，当得知上海的两千多名警察都收到了类似的警告信，毛森顿时不淡定了，他很清楚这张“纸条”的威力。
果不其然，许多警察收到《解放军布告》后，一个个都坐不住了。有的警察原来是积极的反共分子，但现在都不敢说话了，有的警察连班都不敢上，有的警察干脆把枪丢在办公室里，转身就跑回老家躲起来。
毛森知道，必须采取雷霆手段才能暂时稳定军心。
于是，毛森跑到上海各个警察局，给他们训话，他告诉警察们：“你们当中谁是地下党，我都知道，只要跟我说一声，我不难为你们，愿意回家的，包发放路费。检举别人的，连升三级，我毛森说话算数！”
毛森的训话没有任何效果，他前脚刚走，底下的警察就纷纷离开了，有的警察局甚至全部跑光了。
毛森大怒，他出动大批特务、军警，在上海大肆搜捕地下党员，但凡有一点奇怪举动，或者被特务怀疑，就会被抓起来。一旦被捕，势必遭到酷刑审讯。
随着抓捕的人员越来越多，毛森开始怀疑钱文湘。
虽然只是怀疑，但在被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毛森抓人不需要理由，他直接下令逮捕钱文湘。
5月12日，钱文湘被捕。
为了尽快从钱文湘口中获取情报，毛森下令，把所有残忍的酷刑全部用在他身上，一定要让他开口。
在审讯室里，钱文湘遭到了非人的折磨，他的十根指甲盖，被特务一根一根拔掉了，特务还在他的伤口上撒盐，让钱文湘疼得忍不住惨叫起来。
在特务的非人折磨下，钱文湘已是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了，不过他自始至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任何情报。
毛森意识到，想让钱文湘屈服，实在太难了。
5月20日，毛森下令枪决钱文湘。
当天，钱文湘被敌人带到了刑场。
随着一声枪响，25岁的钱文湘倒在了黎明前，他牺牲的时候，距离上海解放只有7天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