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名地下党被捕，哥哥专门从香港飞回重庆营救，给特务送上一张空白支票：只要降低条件放人，金额随便填。
这位地下党名叫刘国志，1921年出生于四川泸县的一个富商家庭，他们家在当地政商界非常具有影响力，他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也接触了很多上流社会人士。
可以说，刘国志是个典型的“富二代”，不过他这样一个“公子哥”，却没有染上一丝纨绔子弟的恶习，他勤奋好学，理想坚定，既有同情心又有进取心，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进步青年。
1939年，刘国志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南联大后，深入接触了进步思想，理论知识得到进一步的夯实，他开始参加组织活动，并很快就在1940年正式入了党。
1944年，刘国志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受组织指派前往云南陆良县工作，并在当地中学担任了代校长，他以这个身份为掩护，为组织做了很多贡献。
一年后，刘国志又被派往重庆工作，在重庆从事地下工作期间，刘国志积极参加组织活动，为组织的发展壮大，发掘引进人才，还掩护帮助了很多地下党，特别是他还经常出钱支持组织的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刘国志是《挺进报》的发行者之一，他不但参与编创了《挺进报》，还为报纸的印刷提供了经费支持，他是一位典型的，散尽家财支持革命优秀同志。
1948年4月19日，由于叛徒出卖，刘国志被捕入狱，他先后被关进了臭名昭著的渣滓洞和白公馆中，在那里他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但面对酷刑，他却始终没有屈服。
由于刘国志家里在当地颇有背景，家人获知刘国志被抓后，立即找人疏通关系，成功联系到了特务头子徐远举，徐远举在收了刘家大量钱财后虚伪的说：
“咱们都是自家人，我怎么可能往死里整他，你们可以把他领走了，不过由于他的罪名已经坐实了，我也得给上面一个交待，让他在报纸上发表一个脱离他们组织的声明吧！”
在特务头子徐远举看来，这个条件已经很低了，刘家人也认为刘国志能同意，可没想到刘国志听说这个条件后，头摇得像拨浪鼓一样，他坚决不同意发表声明：
“如果出卖组织，我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
任凭家人如何劝说，刘国志都不同意，特务头子徐远举见此，就说他已经尽力了，这不是他不办事，而是刘国志太犟了。
刘家人也不敢跟徐远举争辩，更不敢把送出去的钱财要回来，只能暂时无奈离开了，这次营救行动算是失败了，不过刘家人并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找人帮忙沟通。
很快，刘国志远在香港的的五哥刘国錤也知道了这件事情，他立即乘坐飞机回到了重庆，刘国錤的岳父是当时四川省建设厅厅长何北衡，在当地的影响力很高。
刘国錤利用这层身份，再一次见到了特务头子徐远举，刘国錤也没墨迹，直接拿出一张空头支票，说具体金额徐远举随便填，要求是降低释放条件，也就是别让刘国志在报纸上发声明了。
在这张支票的作用下，徐远举考虑了一会儿后，表示刘国志可以不在报纸上发声明，但刘国志要在脱离组织的纸上签字，只要签个字就可以放刘国志回家。
刘国錤知道自己这个弟弟的脾气，他决定亲自出面劝说弟弟，于是他要求徐远举把刘国志带到办公室里来，他们兄弟俩要深入的谈一下。
刘国錤见到刘国志后，并没有立即说事，而是打起了亲情牌，向刘国志讲述了，自从刘国志被抓后，家人是如何想念他的，还说家人都期盼他能够早点出去。
刘国志听后，眼睛也是红红的，他让哥哥帮着给家人带话，让家人都别太着急了，还让哥哥别告诉家人，他浑身是伤的实情，而是要骗家人说他在里面过得挺好的。
眼见刘国志动了真情，刘国錤趁热打铁，对刘国志说：“弟弟，家里已经帮你沟通过了，现在不用你在报纸上发表声明了，你只需要在纸上签个脱离组织的字，就能回家了。”
刘国錤还告诉刘国志：“弟弟，你不是一直想去美国留学吗？我们大伙研究了，等你出去后养好伤，就把你送到美国去。”
这时，一直沉默不语的刘国志抬起头，坚定的对刘国錤说：“哥哥，刚才看守把我带出来时，我还以为是要枪毙我，没想到看到了你，我已经很值了，让我背叛组织，我是断然不会同意的。”
见刘国志说得非常坚决，在一旁想收钱的特务头子徐远举着急了，他亲自劝说刘国志：“你就是个死脑筋，其实你签个字就行，完事你就回家，接下来你想出国想干啥都行。”
话说得其实已经很直白了，但刘国志的态度却极其坚决：“对我的释放必须是无条件的，我绝对不能玷污组织的荣誉”。
见始终劝不动刘国志，刘国錤只能离开，就这样，刘家人对刘国志的第二次营救也以失败告终，此后刘家人又继续尝试，但始终没有成功。
1949年11月27日，大量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中的英勇志士遭到屠杀，刘国志也是其中的一员，刘国志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他还专门写了一首《就义诗》，其中提到：
“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
刘国志本来是个“富二代”，他却不顾危险投身革命，被捕后明明有机会被救出去，却为了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多次拒绝了生的机会，他用生命维护了组织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