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程子华和郑位三亲自率领红25军从鄂豫皖苏区撤退，但没想到狡猾的敌军却布下了“铁桶阵”，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卖货郎站出来说：“放心，我准能带你们脱险。” 1934年11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上空乌云密布。红25军官兵们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这片曾经红旗漫卷的土地已被敌人压缩得只剩下几个零星的小块，部队被迫不断转移，飘忽游击。 就在这危急时刻，一位装扮成走乡串村小货郎的人悄然出现在了红军队伍中。他是鄂东北道委派来的营政委陈锦秀。他向徐海东、吴焕先递上了一封珍贵的信件。 ＂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接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北来找我们。＂这是郑位三的亲笔信，字里行间透露着紧迫和希望。 这封信犹如一线生机照进了困境中的红25军。多少次的书面提议、盼望已久的心愿，终于在这个飘忽不定的时刻得以实现——党中央终于派人来了！ 其实，早在半年前，周恩来就曾与程子华进行过一次重要谈话。那是1934年6月，程子华在红军大学学习时，接到了去鄂豫皖的新任务。周恩来详细分析了鄂豫皖地区的严峻形势：＂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用碉堡、封锁线，以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把我根据地压缩分割成小块。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人力、物力的补充。＂ 周恩来明确指出：＂中央决定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这样，部队才能得到发展。把敌军主力引走了，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这次谈话的背后，是鄂豫皖根据地屡次向中央发出的求援信号。1933年1月5日，省委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等八位领导人曾联名向中央请求：＂务必设法多派干部来，我们的需要当然是很大的，不过我们估量中央无积有大批干部调到苏区来，至少请派10人左右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能领导全盘工作的干部来苏区。＂ 这些求援信是如何送达中央的？1934年，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冒险从鄂豫皖突围到上海，却找不到党的关系。他想起了鲁迅先生，便到四川路内山书店找到了内山完造。几天后，在一家咖啡馆里，成仿吾见到了鲁迅和茅盾，坦率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通过鲁迅的帮助，成仿吾终于找到了党的关系，将鄂豫皖根据地的困境报告给了中央。 收到郑位三的信后，徐海东和吴焕先毫不犹豫地作出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冲破敌人的封锁，奔赴鄂东北与中央派来的同志会合。但这条路并不好走。上官云相指挥的＂追剿＂部队像一张大网，正在步步紧逼。 而在大网编织的几个月前，一场生死相随的护送任务已经悄然展开。石健民，这位往返穿梭于上海和鄂豫皖苏区之间的＂神秘人物＂，党的地下交通员，正带着程子华从上海返回根据地。 他们装扮成普通商客，搭乘客轮逆江而上抵达武汉。在汉口码头，敌人的岗哨林立，盘查极为严格。石健民常来常往，应对敌人的盘查从容自若；程子华在武汉读过书，熟悉城市环境，也顺利通过了盘问。 离开码头后，他们考虑到年龄相同而口音不同的两人走在一起容易引起怀疑，便一前一后相跟，装作互不相识。在汉口车站，石健民很快通过了检票口，而程子华却被宪兵拦下。 ＂你到哪里去？＂宪兵盯着程子华问。 ＂到鸡公山去游览。＂程子华沉着回答。 宪兵搜完箱子，还要检查他的手。程子华左手指曾受过伤，已伸不直，如果被发现这个枪伤，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程子华右手举起让宪兵查看，左手则握着一把扇子，巧妙地掩饰了受伤的手指。虽然最终获准登车，但已耽误了不少时间。石健民在火车上焦急等待，发现程子华迟迟未到，曾下车寻找，程子华用眼神示意他不要靠近，以免暴露两人的关系。 经过这样的惊险旅程，程子华最终安全抵达鄂豫皖，将中央的指示带给了当地同志。 而现在，1934年11月6日，红25军从葛藤山紧急出发，向西挺进。翌日，部队先后击溃敌人三道防线。11月8日拂晓，红军到达光山县东南50里的斛山寨。部队急行军200余里，几次激战后已十分疲劳，准备稍事休息。 就在这时，敌第107师、117师和第四、第五＂追剿＂支队，总共10个团的兵力从东南两面发起猛攻。更令人担忧的是，敌＂追剿队＂总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在战场上空督战，敌机轮番轰炸、扫射，红25军面临一场生死存亡的决战。 是＂走＂还是＂打＂？面对这个抉择，徐海东和吴焕先定下了＂以打取胜＂的决心。他们调整部署，以七十四师扼守高地牵制敌人，同时以二二四团和二二三团向敌实施侧翼突击。 战斗从早晨打到黄昏，红军将敌人压至朱家坳，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位置。敌人在三面夹击下纷纷溃散，仓皇逃窜。红军毙伤俘敌约4000人，自身也伤亡数百人。营政委姚志修在战斗中身先士卒，负重伤后牺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