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返回家乡的前夕，李亚茹哆哆嗦嗦地脱下衣服，告诉老公：“今天晚上，让

1978年，在返回家乡的前夕，李亚茹哆哆嗦嗦地脱下衣服，告诉老公：“今天晚上，让我们再做一回夫妇！”然后她就抛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女儿，回到了城里，时隔42年，她又见到了自己的女儿。 东北刮着冷风，火车站月台上堆满棉被和蛇皮袋。 上百万张返城登记表刚刚发下去，一夜之间，三线建设、知青上山下乡，全都成了过去式。 风声一紧，人心全乱了，城里工作铁饭碗，农村就是田头一把汗，谁都明白：这趟车不挤上，以后怕是再没机会。 李亚茹坐在炕边，手里攥着通知单，指尖冻得通红。 纸上写着她被安排，回天津机床厂车间做资料员，正儿八经的国营单位正式工，户口也能转。 旁边是个五岁的女孩，一边啃冻梨，一边哼着《浏阳河》，男人蹲在灶前烧柴，抬头看她时眼里全是土，一点不透气。 决定前没人劝，男人一句话也没说，只把家里那床厚被子留给了她。 孩子她不敢抱，怕一抱就走不了。 返城通知就是刀子，割的是家，切的是命。 李亚茹没哭，走到村口才吐了口气，身后雪地没留脚印，北风把门板吹得“咣咣”响。 在农村待了十年，埋过人，接过生，跟着大队种过地、打过狼，原以为扎根一辈子，结果一纸政策就全翻篇。 “回城”这词，当时跟“重生”一个劲儿，人人往前挤，没人敢回头看。 三年里，全国返城知青超一千万。 火车站、招工处、人武部门口挤得跟春运，每个窗口都围满人，每份表后头都跟着一家命运，李亚茹赶上了，但也掉了一半命。 没人给她准备行李，没人替她送行，没人告诉她离婚协议该怎么写。 村里人骂，说是“白眼狼”“抛弃女儿的女人”。 城里人也不认，说是“下乡回来不中用”，夹在中间，不上不下，不新不旧。 她从来没求过谁，但那年开春后，她托了三道关系，才把自己档案从乡里抠出来。 真正让她醒悟的，是车间食堂打饭那次。 排队时听人说：“女知青回来大都离了，谁舍得跟个农民过一辈子？”她端着铝饭盆，没说话，饭里掉了两粒眼泪。 那个年代，女人得生、得扛、得忍，回城的路，她们扛着行李箱，也扛着全村的目光和指责。 她不是第一个离婚的，也不是最后一个。 但因为是女的，被放大十倍骂，别的知青回城时丢的是地，她丢的是孩子。 她没得选，天津户口、城市学校、单位福利房，这些东西能换命。 她不回，孩子也永远出不来，清楚得很：如果留在那片地里，下一代也会一辈子刨土吃野菜。 赌了一把，把命搭进去了，指望哪天能再补回来。 但这一别就是42年，女儿成年后回过一次村，问大队书记：“李亚茹呢？” 书记愣了半天，说：“走了，不回来啦。”那时候通信靠写信，电话得去镇上邮电所，谁也没法主动联系谁，只能等。 等来了高铁，也等来了微信。 2000年后，李亚茹退休，搬进了天津南开的一间小屋，老邻居聚会，她喝了点酒，说了句：“我那孩子，还在么？” 命运很奇怪，兜了一大圈，有时候又把人往回拉。 2020年春，她接到个陌生电话。对方没说名字，只问：“您是李亚茹么？” 这一句，像炸雷一样炸在耳朵里。 两个月后，重逢在安庆老家，地点是县城边的饭馆，屋里没开空调，两人对坐，桌上摆一盘小咸鱼和一壶米酒。 没眼泪，也没抱头。只问了一句：“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对方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下了点雨，像42年前那天一样。不同的是，没人走。 饭后，女儿塞了张老照片，是当年她走时留的。 上头是个穿红棉袄的小女孩，站在雪地里，后头是一排茅屋，李亚茹拿着照片，没出声，手指却一直在抖。 过去的事没法改，能改的是怎么活下去。 如今城乡差距没那么大，返乡不再丢脸。 李亚茹没问“你原谅我了吗”，她知道那是自私，只说了句：“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 那一刻，两代人终于不再隔着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