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共同富裕的唯一道路是搞市场经济？孙玉良：资本主义能办到吗】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维迎近年来多次在公开演讲和文章中提出，“有史以来唯一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当然，张教授指的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他将企业家精神视为实现共同富裕的核心动力。这一观点引发了学界和舆论场的激烈争论：支持者认为其揭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优势，反对者则批评其忽视了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深层内涵。
我有一个疑问，张教授眼中的“真正的市场经济”指的是什么？是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还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邓公说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可以实行市场经济，并且现在都在实行市场经济，那么张教授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更有优势呢，还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更有优势呢？他并没有明确说明。
张维迎教授的的核心逻辑是，企业家精神驱动共同富裕。他引用历史数据指出，人类97%的财富增长发生在工业革命后的市场经济时代，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更印证了这一点。企业家通过服务消费者创造利润，同时为社会提供就业机会。这种“利润即责任”的逻辑认为，企业家竞争越激烈，工人议价能力越强，最终形成“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的良性循环。对于计划经济，张维迎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将计划经济视为“共同贫穷的阳光道”，认为其抑制创新动力，相比较而言，市场经济通过动态洗牌更能实现阶层流动。
当今世界差不多绝大多数国家实行的都是市场经济，所有的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固然发达，实行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也很成熟，但这些国家都实现了“共同富裕”了吗？显然没有。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流浪汉也不在少数。印度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贫民窟到处都是。许多非洲国家和拉美国家也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普遍都很贫穷，离“共同富裕”的目标相距甚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能促进“共同富裕”，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们看到的一个残酷事实是，通过“市场经济”富起来的人，是不能靠市场“先富带后富”的，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中国改开先富起来的一批人，有的将财产转移到国外，自身的国籍也改为了外国人；有的为富不仁，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只留财产给子孙；有的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过着穷人想像不到的生活。资本主义社会富裕起来的人“先富带后富”了吗？当然也没有。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国债高达36万亿美元了，按这个数字看美国穷得不得了，但实质上美国并不穷，反之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为美国的钱都在几大财团手里，都在华尔街巨富手里，美国政府借了财团大量的钱维持运转，连印钞票的美联储也是私人的，并不姓“公”。
可以肯定的是，若放任资本逻辑，被淘汰者将丧失基本生存权。苏联解体后的人口贩卖、中东战乱中的奴隶贸易等案例表明，缺乏公权制约的市场可能异化为“吃人机器”。将经济增长完全归功于企业家却忽视了工人、农民、教师、医生、科学家等群体的作用，显然是错误的。如果政府不主动追求“共同富裕”，不利用公权力干涉企业家或资本家的资本无序扩张，则“共同富裕”永远不能实现。中国近些年推动的脱贫攻坚、三次分配等政策，正是通过再分配机制弥补市场缺陷，而非单纯依赖企业家精神。
依我看来，市场经济确实能极大刺激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已为资本主义社会实行的市场经济和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所证实，但资本主义社会是从来不喊“共同富裕”的，只有社会主义才把“共同富裕”作为追求的终极目标。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或地区，其医疗保障和劳保待遇比较好，目前超过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比如北欧一些国家，比如中国的台湾地区和香港地区。我始终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将超过这些国家或地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很认可这句话，并且我们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代表党和政府表态“一定不负重托，不辱使命”。
中国实践中“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双轮驱动模式，才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张维迎的观点在强调市场效率和企业家价值方面具有先进性，这毋庸置疑。但其将市场经济视为“唯一道路”的论断，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调控的必要性，真正的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应是市场活力与社会正义的辩证统一：既需要企业家“造浪”，也需要政府“护航”，推动整个社会向“共同富裕”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这一复杂系统的构建，远非“独木桥”或“阳光道”的二元对立所能涵盖，而是需要在动态平衡中探索中国特色的实践路径。
我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并不只是一句口号，他是物质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有为政府的良性驱动。社会的发展需要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指导，需要每一个人的共同参与，更需要“有为政府”利用公权力引导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