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战争时期，北京八座城门，清军守军一共5900多人，装备有2400支洋枪，

八国联军战争时期，北京八座城门，清军守军一共5900多人，装备有2400支洋枪，800支后膛洋枪，1180杆抬枪。 北京沦陷前那几日，八座城门早已成了纸糊的防线，守军5900余人，分布在永定门、朝阳门、正阳门等城门，摆出一副“守得住”的姿态。 看着像是铁桶，其实早就布满漏洞。 武器上账有3200多支枪，占了一半兵力的比例，其中2400支前膛洋枪，800支是当时更先进的后膛枪。 还有1180杆抬枪——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清朝老法火枪，点火、装药、上弹，每一步都慢得要命，真打起来，还没抬起来人就倒了。 这些装备放到当时，密度算高的了。抗战时期一个标准师也不过两三千条枪，北京守军的装备按数不算差。 可问题是，种类太杂，体系全无，后膛枪只占四分之一，连发能力不足，根本拉不出火力网。 前膛枪点火慢、射程短，抬枪一响动静大，但准头烂，真正能打中人的靠的是运气不是瞄准。 再说弹药。北京周边的兵工仓库里，毛瑟步枪三万多支，机关炮几百门，克虏伯大炮成堆，封得密不透风，连灰尘都舍不得沾。 可城门口的士兵，子弹不够、火药发潮，打完一梭子得等半天补给。 “兵在前，粮在后”，后头不动，前面守得再死也白搭。 但装备再差，只要人顶得上，也有一战之力。问题是，人也不行。 不少士兵从没摸过后膛枪，有的朝天开枪吓自己壮胆，有的火力一开全队跟着乱射，没一发打准。 训练谈不上，射击靠蒙，连基本阵型都排不出来，哪来的防线？ 义和团上来想配合作战，结果常常反噬。 打着“刀枪不入”的口号冲阵，前排挨了炮，后头清军也跟着乱。 联军机枪一扫一大片，义和团人仆街成堆，清军士气瞬间崩盘。 慈禧太后一边听信“神兵护体”，一边又担心他们太强不好控制，朝令夕改，朝廷自己都不知往哪站。 再往深看，城门守将手头虽有火器，但连怎么配比、怎么分发都没人讲清楚。 有人靠关系进兵部，实则不懂兵，连火药怎么干燥保存都不会。 有些高级武器直接被藏进库房封存，说是留着“关键时刻再用”，等真打了，运输、拆封、调配，全成了笑话。 联军一到，打得极有节奏，日军做主力，机枪开路，火炮压制，步枪协同推进。 人虽不多，兵却精，打到正阳门时只花了几个小时。 联军伤亡不过几百，清军却死伤无数，伤口大多集中在腹部、后背——不是突击而死，是转身逃时中弹。 大炮最讽刺，克虏伯炮口径足，射程远，装填快，能一次压制一整片街道。 北京守军手里就有，可架设需要地基、炮位、观察口，没人会用，没人敢碰，成了摆在军库里的花瓶。 日军攻到门前，一名清军将领本想用克虏伯压制，打开库房一看，炮膛锈住了，弹药不对型，最终被命令，就地封存——因为“炸坏宫墙不好交代”。 最荒唐的，是那些毛瑟步枪，3万多支堆在仓库里，钥匙在兵部，兵部官员跑路了。 守城将士手上弹尽粮绝，后方堆着现代武器却成了摆设。 这场战役，清军输的不只是战术，是制度、是思维，是整整一个朝代的自我毁灭。 军事思想的落后，比枪还致命。 很多老将军根本不信新式武器，有人坚持“弓箭比洋枪更灵活”，还有人主张“冷兵器近身肉搏才显英雄本色”。 部队调动靠旗语，情报传递靠脚力，联军用电报、汽球、望远镜配合精确打击，清军还在靠“耳听八方”。 内部更乱，像聂士成部，战斗力算是清军中少有的硬骨头，但死守之后，却被自己人扔在前线当炮灰。 前线打得血流成河，后方却在争赏银、抢功劳。 整场防守，没一个统一的调度，没有战区司令，谁说了算都不清楚。 这时候看守城门那5900人，真像被推上祭台的炮灰。 兵不精、将不明、器不通、心不齐。 八国联军兵不多，却像一把尖刀，一扎一个血口，北京这座皇城，当年靠城墙和礼制吓住无数敌人，这一次，什么都挡不住。 城破之后，联军进入库房时，发现的大量火器成了最大的讽刺。 机关炮锈迹斑斑，毛瑟步枪密密麻麻装箱未开，大炮一字排开仿佛阅兵。 他们甚至感叹：清军不是没有武器，是自己打自己。 这不是一场败仗，这是一次制度性自残。 守不住的不是城，是整套信仰、结构和文化，兵在枪后，枪在库中，库在制度之下，制度早烂得不能再烂。 参考资料： 杨天石，《八国联军进北京史实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