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知青张梅香被公社副主任黄书良叫到办公室。从身后抱住了张梅香，嘴里念叨着：“可想死我了。”作势就要亲下去。张梅香奋力挣扎无果，就在她绝望之际，没想到一个动作竟救了她。 1969年，张梅香从北京来到陕北后郭家塬村。那会儿知青下乡是大事，她响应号召，背着简单的行李就来了。村里条件苦得要命，住的是茅草屋，屋顶漏风，墙角堆着柴火，被褥老是潮乎乎的。挑水得走好几里路，扁担压得肩膀疼，水桶里的水洒一路，回来剩半桶都算好的。晚上风吹得屋顶哗哗响，她裹着被子也睡不踏实。白天干活更不轻松，割麦子晒得头晕，手磨出老茧，汗水滴进土里，扁担吱吱响，肩膀磨破皮都得忍着。 可张梅香不是那种喊苦喊累的人。她咬牙干活，下地割麦子、挑水劈柴，啥活儿都上手。慢慢地，村民看她这么能干，都挺喜欢她，喊她“能干丫头”。她也不端着城里人的架子，干完活还跟村里的孩子聊北京的事儿，挺接地气。这样的日子虽然苦，但她硬是扛下来了，靠着一股韧劲在这黄土地上站住了脚。 那天中午，村里广播喊张梅香去公社办公室。她正在麦田干活，听到广播有点懵，但还是放下镰刀去了。公社办公室在村子不远，土路走过去就行。到了那儿，黄书良坐在桌子后面，招呼她坐下，随口说了几句。可没聊两句，他就站起来，绕到她身后。突然，他从后面抱住她，胳膊勒得死紧，嘴里还念叨“可想死我了”，一边说一边作势要亲下去。 张梅香吓坏了，脑子一片空白。她使劲挣扎，想推开他，可黄书良力气大，她怎么扭都挣不脱。她被逼到墙边，手指抠着墙缝，急得满头是汗。就在这时候，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村里人教过她，踢膝盖能让人松劲。她没多想，抬起脚狠狠踹了黄书良膝盖一下。他疼得叫出声，身子一歪，手松了。她趁着这个空当，赶紧冲到门口，拉开门就跑。 跑到村口时，她腿都软了，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村里人看她这样，问咋回事，她断断续续说了经过。有人听了气不过，跑去公社找黄书良算账。可黄书良不认账，还反过来编瞎话说她勾引他。村里传开了这事儿，有人信有人不信，张梅香走在路上总能感觉到背后指指点点的眼神。但她没低头，照样干活，腰杆挺得直直的，眼神里带着一股倔强。 黄书良是公社副主任，那会儿在村里算有头有脸的人物。他管着不少事儿，手上有权，村里人平时都不敢惹他。这人表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却干些下作事儿。他仗着自己职位高，欺负人不是一回两回了。张梅香这事儿暴露出来，有人说他以前也干过类似的事儿，就是没人敢吭声。他不光不认错，还倒打一耙，这种人品在村里传得沸沸扬扬，可他愣是靠着地位压住了风言风语。 这事儿之后，村里人对他的看法变了。有人私下骂他不要脸，有人说他早晚得栽跟头。但那时候举报没啥用，黄书良还是稳坐副主任的位置。张梅香没啥办法，只能自己硬扛着，尽量躲着他。这也看出那年代，基层干部有点权就能胡来，普通人想讨公道太难了。 后来高考恢复了，张梅香抓住了机会。她那几年没闲着，干活之余还挤时间看书，攒了不少知识。考试成绩出来，她考上了大学，收拾行李准备走人。那天她提着个布包，里面装了几件衣服和几本书，站在村口准备离开。村民们听说她要走，有人觉得可惜，有人替她高兴。她没多说啥，转身就上了土路，走得干脆。 到了大学，她过得也不轻松。宿舍条件简陋，课业压力大，但她还是那股劲头，认真听课、记笔记，一步步往前走。她心里明白，这机会是自己拼出来的，不能浪费。毕业后，她没回村里，但她的故事在村里传了好多年。有人说她命硬，有人说她聪明，反正都觉得她是个有本事的女人。 张梅香那次逃脱，不光是靠运气。她踢膝盖那一下，是村里人教的小招儿，也是她关键时候冷静下来的结果。那年代，女知青下乡碰上这种事儿的不少，有的忍了，有的没扛过去。张梅香不一样，她没让自己陷进去，还靠自己走出了新路。这事儿听着简单，背后却挺有嚼头——一个年轻姑娘，面对欺负不低头，还能找到出路，这得有多大的胆子和脑子。 再想想黄书良这种人，那时候基层干部仗势欺人的太多了。张梅香的事儿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也让村里人看清了点东西。虽然他没啥惩罚，但这事儿在村里留下了痕迹，成了大家私下聊天的谈资。某种程度上，这也算一种无声的反抗吧。 张梅香后来的日子，靠的是她自己的坚持。她从陕北那片黄土地走出来，靠高考翻了身，过上了不一样的生活。村里人提起她，总说她当年跑出公社那天真不容易。她没被那次危机压垮，反而踩着它往前走。这条路不花哨，但实打实，挺让人服气。 那片黄土地上，后来变化也挺大。茅草屋没了，日子比以前好过些了。可张梅香的故事还在那儿流传，像个记号，提醒大家那段苦日子里的挣扎和希望。她用自己的手和脑子，硬生生趟出了一条路，这比啥都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