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的一个晚上，陈愉正要去医院的水间洗衣服。突然，跳出2个男人将她嘴捂住，托进病房，立刻关上了门。接着，屋里正在等待的另外4个男人同时一拥而上...... 1920年，陈愉生于的陈愉将门之家，她的父亲曾担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官至少将师长。良好的家庭环境让陈愉有机会接受教育，成长为一名多才多艺的新式女性。到了适婚年龄，她嫁给了比自己年长十二岁左右的青年军官楼将亮。婚后的陈愉生活幸福，与丈夫恩爱有加，育有两个可爱的女儿，家庭生活原本美满。 随着陈愉父亲的去世而来临。没有了将军父亲这个强大的靠山，家庭经济状况每况愈下，楼将亮的仕途也变得艰难起来。 为了谋求发展，楼将亮只能选择在前线卖命打仗，争取立功升迁。然而，长期的战场生活让他积劳成疾，最终患上了肺结核这一在当时几乎等同于绝症的疾病。尽管楼将亮已经官至国民党整编第九师上校团长，但经济拮据的他们无法雇佣保姆。因此，当楼将亮住进位于汉口解放大道黄埔路口的武汉陆军总医院接受治疗时，陈愉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随丈夫一同搬入了11号病房。 在医院中，陈愉一家对面的17号病房住着六名轻症患者——崔博文、石磐、凌志、曾玄名、查大钧和袁尚质。这六人长期对陈愉心怀不轨，每当看到她出来洗衣或做家务时，便如狼似虎地盯着她。 1948年9月的一个晚上，陈愉正要去医院的水间洗衣服。突然，跳出2个男人将她嘴捂住，托进病房，立刻关上了门。接着，屋里正在等待的另外4个男人同时一拥而上。当晚凌晨2时左右，陈愉在端着盆去洗衣服时，经过17号病房时，突遭崔博文和凌志袭击。一人用棉花堵住她的嘴，另一人则协助把她拖进房间。房内等候的其余四人见状一拥而上，陈愉惨遭六人轮奸。事后，这六名暴徒还威胁陈愉，若敢声张，就杀了她和她的丈夫、孩子。 惨遭侵犯的陈愉并未如六名恶棍所预料的那样默默忍受。事发次日，陈愉便鼓起勇气向医院管理层告发了此事。 当楼将亮得知妻子遭遇这样的暴行后，尽管身患重病，仍激动得口吐鲜血。病榻上的他无力为妻子讨回公道，这更坚定了陈愉寻求正义的决心。 然而，陈愉很快发现，向医院告发并不会得到公正的处理。医院院长蔡善德和训导长刘家桢在听闻她的申诉后，表面上承诺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复，实际却采取了两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一是派人到17号病房清理现场，销毁证据；二是以陈愉已生育两子、＂已非处女＂为由，劝说她不必在意此事，并提出让六名罪犯赔偿2亿圆法币来了结此案。 面对医院如此不公的处理，陈愉坚决不肯妥协。她要求医院为她进行伤情检查，以便为上诉提供证据。在她的坚持下，医院不得不为她进行了伤验，结果显示：面部伤口10处，臂部伤口1处，下体伤口4处。 获得验伤证据后，陈愉再次向医院提出处理要求，但医院仍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意识到在医院无法得到公正对待，陈愉开始了更为艰难的申诉之路。她先后前往武汉军法处、汉口市妇女会、浙江旅乡同乡会、汉口市参议会、武昌市参议会以及湖北省参议会进行控诉。 在陈愉四处申诉的过程中，汉口市妇女会的负责人张人骥伸出了援手。她不仅陪同陈愉四处奔走，还尝试直接找武汉警备司令阮齐处理此事。但阮齐显然不愿为一名受害女子得罪他人，多次避而不见。在张人骥的再三要求下，阮齐才让夫人接见了她们，却没有任何实质性举措。 面对官方的冷漠，张人骥没有气馁，而是将情况报告给了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和李宗仁夫人郭德洁，希望她们能为陈愉主持公道。与此同时，记者商若冰了解情况后，积极进行了深入调查。她冒着巨大风险采访了张人骥和陈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并在《正风报》上发表了专题报道。 在舆论的压力下，华中区军政长官白崇禧终于下令处理此案，六名罪犯于9月21日被关进了军法处看守所。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六名罪犯在看守所串供，不仅拒不认罪，还反诬陈愉在＂诬告＂。 与此同时，罪犯家属也在外面积极活动。他们通过关系网，在医院搞到了一份51名伤病员的联名报告，声称陈愉有精神病，破坏国民党军队士气。他们还连续三天在报纸上刊登《被诬家属崔钟秀贞等敬告各界书》等文章，试图颠倒黑白，甚至要求军法处拘捕陈愉。 武汉妇女界专门成立了陈案后援会，著名律师张显荣、刘瑞禾、张楚信主动提出免费担任陈愉的法律顾问。《武汉日报》更是刊登了众多支持陈愉的读者来信，表达对这一恶性案件的愤慨。 。在社会舆论和宋美龄的督促下，蒋介石亲自过问此案，连续向白崇禧发出三封电报，要求彻查严办，不得枉纵。 最终，六名罪犯被判处死刑。虽然执行死刑的时间被延迟到了1949年3月23日，但崔博文、凌志、石磐、曾玄名四人最终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其余两名罪犯则被转至地方法院判处。 正是在同年，随着局势的急转直下，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百万雄师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最终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