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3年12月初九的深夜，北京城内一片肃杀。首辅周延儒府邸内，几名太监手持令牌闯入，传达了崇祯皇帝的旨意：令周延儒即刻自裁。这位位极人臣的大明太师，在走投无路之际企图逃脱，最终被太监们强行处死在房梁之上。为确保万无一失，太监们甚至在其尸身上钉入铁钉。 周延儒之死并非偶然。就在几个月前，他还是崇祯皇帝最为倚重的大臣。当清军入侵山东一带时，周延儒主动请缨，领军出征。期间，他频频向朝廷报捷，使得崇祯龙颜大悦，破格将其擢升为太师。 这个显赫的职位，在整个明朝近三百年历史中仅有李善长、张居正二人获此殊荣。然而，好景不长。锦衣卫和言官们很快就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周延儒不仅在征途中日日纵酒，更是肆意杀害无辜百姓，以此冒充战功。 然而，这种君臣之间虚假的＂知己＂关系，最终以悲剧收场。周延儒的自欺欺人，不过是明末官场积弊的一个缩影。当时的朝廷大臣们，大多沉醉于一己私利，对国家危亡视而不见。他们中有人坐拥金山，有人中饱私囊，却要求在边疆守卫的将士们＂罗雀掘鼠＂，靠捕捉飞鸟地鼠充饥。 这种极度的信任危机，在崇祯年间达到了顶峰。皇帝虽然勤勉政事，但却与大臣之间缺乏真诚的沟通。他习惯于听信言官和锦衣卫的密报，动辄降罪大臣。大臣们则养成了报喜不报忧的习惯，使得朝廷决策往往脱离实际。周延儒的覆灭，正是这种畸形政治生态的必然结果。 更为讽刺的是，周延儒之死发生在明朝灭亡前的最后一年。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陷入了内忧外患的严重困境。农民起义军在各地此起彼伏，清军的威胁日益逼近，而朝廷上下却仍在勾心斗角，自相残杀。 在明朝灭亡的诸多原因中，＂私心作怪＂四个字可谓是最为关键的注脚。这种私心，不仅体现在周延儒等大臣身上，更突出地表现在崇祯皇帝本人的言行中。作为一国之君，崇祯皇帝的私心之重，在历代帝王中都堪称罕见。 最令人瞠目的，莫过于崇祯皇帝囤积的庞大内帑。据史料记载，他积攒的白银高达3700万两。这笔巨额财富，足以解决当时朝廷的诸多燃眉之急。然而，崇祯皇帝对这笔私房钱却看得比江山社稷还要重要。每当大臣们提议动用内帑解决国家财政困难时，他总是避而不答，甚至会对提出建议的大臣露出不悦之色。 在赈灾问题上，崇祯皇帝的吝啬更是暴露无遗。当陕西发生严重旱灾后，他仅拨付了10万两白银用于赈济。这点银两对于灾情严重的陕西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御史王道直曾上书建议，应该加大赈灾力度，给饥民以生路，以此化解民变的根源。然而，这个釜底抽薪的良策却被崇祯皇帝所拒绝。 皇帝的私心必然会影响臣子的行为。在崇祯朝，大臣们的敛财之风也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地方官员张耀采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陕西澄城县闹灾荒期间，他不顾百姓死活，依然强征苛捐杂税，最终激起了王二领导的农民起义，成为了陕西民变的导火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