偌大的病患家属区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长椅上，眼睛死死地盯着手术室，随时准备听从手术医生的吩咐。 按照疫情防控规定，一个病患只能有一个家属陪护，这是入口处保安告知我的。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的心情也随着手术大门的安静，而逐渐平静下来。这时候，那种又饿又累的感觉，趁机包围了我的全身。 我得弄点吃的补充能量，可万一手术室里突然提出什么要求，人不在怎么办？再说了，真遇到什么情况，眼前连一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这是谁作出的规定，他们家没有人住医院吗？我在心里狠狠地骂了一句。 临下班前，接到母亲的电话，话筒那端传来八十岁老人气喘吁吁的声音，让我预感到不妙。 你爸被车撞了，已打了120 ，你直接上人民医院，在那碰面。 我答应一声，像是接到了作战命令，驾车直奔医院。 在通往手术室的电梯口，我见到满脸是血的父亲，保安说，只能一人上去。我对母亲说，我上去，你通知弟弟过来。 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一幕。 母亲设法给我送了一个用塑料纸包装的大面包，还有一瓶什么牌子的矿泉水。 我拧开水盖子，却发现没有了食欲。那个包着面包的塑料纸，在日光灯的照耀下，泛起青白色的光泽，看得我有点耀眼，我咕嘟咕嘟猛灌了几口矿泉水，试图将身体调整到正常状态。我突然发现，8月初的天气，怎么有种凉凉的感觉。 在我与面包和水作斗争还未分出胜负的时候，手术室大门洞开，有一个穿着青色衣服的护工将父亲推了出来，后面跟着的手术医生告诉我，手术很成功，前胸六根骨裂，建议做一下头部CT。 我唯唯诺诺地答应着，生怕遗漏了什么关键细节。 弟弟已经办理了神经内 科的所有住院手续，推车过去，却把我挡在电梯之外，说我家已经有一个人在那了，其他人统统回去。 我说，我把父亲送到病房就走。 不行。 是谁给了这些普通人特殊的权力，是谁作出这么不近人情的规定，我无从得知。事情落在我身上，便有了一种悲愤的感觉。 时为2021年8月6日。 从那一天开始，弟弟全程二十四小时在医院护理，我负责开车接送母亲到医院送饭。 等父亲慢慢有所恢复的时候，我一早把母亲送到医院，换回弟弟。临到下班再把母亲接回家，由弟弟顶替上去。 偶然的时候，弟弟和母亲都在，那里的护士便会如临大敌地驱赶，好像其中一人携带了某种特殊的病毒。 等到父亲能自己端碗吃饭的时候，我们请了二十四小时陪护的护工，尽管弟弟刚好放暑假，也让他晚上回去息息，以便明天有一个更充沛的体力。 我每天像个专职司机，来来往往。 一家人协同作战，终于换来了父亲康复出院。他的前胸六根骨裂居然不痛了，但CT检查显示，头部有瘀血，医院配了一大包药，再三嘱咐一定要按时按量服药，并配合腿部运动，防止肌肉萎缩。 父亲终于回家了。 但因为住院前后父亲不同的身体状况，家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秩序，一日三次服药，一日三餐烧蒸煮洗，家庭卫生，亲朋往来，把母亲忙成了陀螺，尽管我三天去两次，陪着父亲下楼走动，不去的时候也会电话过问，终究无法抵消母亲每日的操劳。 请保姆成了必须。 试用了两个，一个比一个把挣钱看得高于服务质量。下决心辞了，专门下乡邀请堂姐过来，住在这里共同生活，才让生活有了生活的样子。 过了国庆 节，父亲已经能一个人拄了拐杖独自下楼行走，我们一家人在楼梯口加油，周围的邻居也帮着喝彩，父亲高兴地挺起胸膛，笑着与大家打招呼。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都认为，照这样发展下去，父亲将慢慢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堂姐甚至开心地认为，叔叔好了，我就可以回家了。 我知道，她是不放心堂姐夫一人在家。 就在大家的心情跟着父亲的身体恢复而恢复的时候，父亲突然发热了，高烧，说胡话。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发热，是比原病还要严重的疾病。 当我们将父亲重新送到医院的时候，不是在神经内科，而是统一收治在一个叫“发热门诊”的病区。那里的医生，除了略微懂得一些退烧的方法外，还因为身上贴了一张发热门诊的标签，显得有点趾高气扬。 发热，是那个时间段最严重的危害，人人谈热色变。我们也因为父亲的发热，瞬间感觉矮人三分，任凭那里的医生对我们问三道四，居高临下。 甚至，那里的医生不懂父亲的病情，不懂得对症下药，也没有父亲需要的药，而让我们自行解决时，我们不是投诉，对其追责，反而请人打招呼，只想让那里的医护人员对我父亲有一个本该有的好态度。 父亲度日如年，我们心急如焚。 终于朌到父亲可以出院了，我们发现，他的腿已经无法正常行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