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吴桂贤主动辞去职务，回到西北国棉厂继续当工人。可就在回到陕西的当晚，

1977年，吴桂贤主动辞去职务，回到西北国棉厂继续当工人。可就在回到陕西的当晚，得知姐妹们上夜班后，她就直奔工厂也要上夜班：“我是个工人，我能干活！”   1977年初秋，长安街的梧桐叶还未完全落尽，一则不起眼的辞职申请却悄然递到了中组部的办公桌上。   那份申请上写得干净利落，只有短短几行字，但字里行间却掷地有声——“请求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返回西北国棉一厂工作。”   署名，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年仅39岁的吴桂贤。   消息传开，不少人错愕，一个年轻的女副总理，在万千工人眼中仿佛“从车间飞上北京”的传奇人物，竟然要放下权位、回炉工厂？   有人以为她受了委屈，有人猜她另有安排，更多的人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对于吴桂贤而言，这是她早已深思熟虑的决定。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是从哪儿来的。1951年，年仅13岁的她走进西北国棉一厂，成为一名普通的纺织女工。   日复一日，她在织布机前站着，双手被纱线磨出厚茧，嗓子因为纺织车间的噪音而沙哑。   可她从不抱怨，反而从中找到了劳动的尊严和人生的方向。   在那段特殊时期里，她因出身“工人阶级”，被破格提拔，成为“工人进中央”的象征。   她讲话带着一口浓重的陕西腔，言语直白，作风朴实，甚至连出访外国时，也仍穿着那身熟悉的蓝布工装。   可时间一长，她心中愈发不安。“我并不适合做政治工作，”她常说，“我就是个干活的人。”   1977年，她终于下定决心，向中央递交辞职报告。   没有挽留，没有阻拦，因为她的诚意和态度太坚定。   有人说她傻，这样的位置，有多少人一生求之不得？可吴桂贤笑笑：“一个人不能忘本。   工人出身，不代表升了职就永远脱离工人。我是工人，就得回去干工人的活。”   辞职获批的那天，她没有宴席、没有送行，悄然打包了几件行李，一张火车票，从北京西站启程，穿越千里，回到了她曾无数次进出的地方，西北国棉一厂。   那是个寒冷的晚上，天刚擦黑，工厂宿舍区灯光稀疏。她拖着行李刚落脚，便听闻老姐妹们正在车间加班赶活。   她立刻放下东西，什么也没说，转身就出了门。   “吴姐，你这是……”门卫老张一愣，看清是她，赶紧站起敬礼。   “我来上夜班。”吴桂贤的话简单明了，没有丝毫犹豫。   老张慌了：“不行不行，吴姐，你才回来，哪能马上上班？咱们得安排安排。”   “我不安排。”她固执地笑了笑，“我是个工人，我能干活。”   说完，她熟练地披上旧工装，踏进嘈杂的车间。   空气中还是熟悉的棉絮味道，机器运转的轰鸣震耳欲聋。   老工友们一回头，竟看见她站在纺织机前，正把袖子撸起，准备开工。   “吴姐！”大家惊呼。   她回头，笑得爽朗：“我不是吴副总理了，叫我桂贤就行。我今天来上夜班，你们累了，就去歇会儿吧！”   没人说话，眼眶却泛红。有的工人下意识地停下活计，有的则悄悄转过身，抹了一把眼泪。   谁也没想到，这个曾站在人民大会堂里发言、在外宾面前代表国家形象的“女副总理”，会在回厂当晚毫无架子地回到一线。   那一夜，西北国棉一厂的灯，亮得格外久。   她回来的消息，很快在工厂传开，她没有办公室，也不要秘书。   每天按时上下班，干最累的活，轮最苦的班。   有一次，领导提议让她进厂部做技术指导，她笑着摇头：“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带好头、干好活。我不会躲在屋里当‘干部’，我就是一名纺织工人。”   她说到做到。夏天汗水湿透衣背，冬天手指冻裂流血，她从未请过一天假。   有人心疼她：“你都当过副总理了，何必呢？”她却淡淡回答：“劳动是我的根。我在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还能干、还能带动大家干。”   这种精神，不仅感动了西北国棉一厂的工人，更成为当年许多普通人心中的一道光。   在那个改革开放初启、百废待兴的年代，吴桂贤的选择，像是一种清醒的回归，也是一种沉静的坚守。   多年后，有人问她：“你后悔吗？那可是副总理啊。”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后悔。我做工人的时候，心最踏实。”   是的，她的身份或许变了，可她的根从未变。她用一生证明：劳动并不卑微，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工人，也是一种伟大的坚持。   信息来源：百度百科——吴桂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