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一个日本兵，用枪指着对满身伤痕的许广平吼道：“把衣服脱下来！”当时正是冬天，许广平哆嗦着脱下外衣、外裤，日本兵还不满意，让她继续脱。 1942年2月的上海，元宵佳节本该是万家团圆之时，76号监狱的铁门却缓缓打开，走出一位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的女子。她全身伤痕累累，双腿已经无法正常行走，然而当监狱大门在身后重重关上的那一刻，她眼前忽然一亮，顾不上自己身体的痛楚，朝着一个方向艰难地挪动着。 这位女子便是许广平，中国著名文学家鲁迅的妻子。她刚刚结束了76天的牢狱之灾，此刻迫切想要见到的，是她的独子周海婴。 时间回溯到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病辞世，留下了近千万字的未整理文稿。许广平悲痛欲绝，但她在悲伤中坚定了一个信念：要将丈夫的文字和思想传播给更多人。她知道，这既是对爱人的承诺，也是对时代的责任。 ＂这些都是鲁迅的心血啊。＂许广平心想，开始了艰辛的整理工作。但文稿屡屡被卡不能出版，她只能带着这些珍贵的手稿辗转于各个出版社。终于在两年后，在宋庆龄、茅盾、蔡元培等人的鼎力相助下，16卷约700万字的《鲁迅全集》得以与读者见面，民族的声音再次回响在中华大地上。 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上海风雨飘摇。许多好友纷纷前来劝说许广平离开：＂你是鲁迅先生的妻子，若被日军抓住，后果不堪设想！＂然而许广平摇了摇头，婉拒了友人的好意。一方面，她的儿子周海婴当时患有哮喘，逃难途中恐生变故；另一方面，她无法舍弃丈夫留下的大量文稿。 ＂我知道留下来意味着什么，＂许广平心里清楚自己的选择，＂但我别无选择。＂于是，她立即着手处理所有与进步青年和组织相关的线索，将它们销毁得干干净净。 1941年12月14日深夜，日军占领租界仅仅一周后，一阵急促而不友好的敲门声惊醒了熟睡中的许广平母子。 ＂开门！开门！＂砰砰的敲门声伴随着日语的呵斥。 当许广平打开门的一刹那，日本宪兵如狼似虎地冲进来，翻箱倒柜搜寻着什么。他们很快发现了许广平精心保管的《鲁迅三十年文集》、日记、刊物和未整理的文稿，全部收走。 ＂这是我丈夫留给孩子的唯一纪念，请高抬贵手。＂许广平恳求道，但日本宪兵对此置若罔闻。 搜查结束后，一名日本军官冷冷地对许广平说：＂你，跟我们走一趟。＂ 许广平被日本宪兵带到了一个阴暗狭小的囚室，一进门，一股难以形容的恶臭扑面而来。这个不大的空间里竟然关押着四十多人，犯人们像沙丁鱼一样被挤在一起，连翻身都成了奢望。她被粗暴地推了进去，踉跄着撞到了一位难友身上。 在她的回忆录《遭难前后》中，许广平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被囚禁的人就像沙丁鱼一样，根本无法翻身。＂囚室中的人有的伤痕累累，有的旧伤未愈又添新伤，但都是坚贞不屈的爱国者。 有位难友看她是女性，低声告诉她一些应对审讯的技巧：＂想办法和前面一个人的口供保持一致，或者实在不行就撒泼耍赖，咬死不说就好。＂许广平心里很清楚，如果自己扛不住酷刑，牵连的将不仅是自己，还可能是许多进步青年和地下组织成员。 审讯的前几天，日军使用了心理战术。审讯官先是用谎言欺骗她：＂其他人都已经招供了，你没必要再硬撑。＂见许广平只是冷漠地看着他，一言不发，审讯官又换了一种策略，带她去看其他犯人被拷打的场面：＂看到了吗？如果你不说，也会是这个下场！＂但许广平依然沉默。 ＂只要你交代出那些人的名单，我们立刻放你回去，你就能和你儿子团聚了。＂诱惑的话语在她耳边响起，但许广平仿佛没有听见。日军恼羞成怒，将她丢回囚室，等待下一轮更残酷的审讯。 几天后，43岁的许广平再次被带到审讯室。这一次，日军不再与她废话，拳打脚踢，皮鞭如雨点般落在她身上，甚至用马靴踢她的下半身。许广平全身疼痛难忍，但她心中始终有个念头支撑着她：＂我要做一个勇士，牺牲自己保全大家，牺牲个人，保全组织。＂最终，她疼得晕了过去。 1941年严冬的一天，第三轮审讯开始了。一个日本兵用枪指着满身伤痕的许广平，厉声吼道：＂把衣服脱下来！＂寒冷的空气里，许广平哆嗦着脱下外衣、外裤，但日本兵还不满意，要她继续脱。当她只剩一件单薄的内衫时，日本兵开始用皮鞭抽打她，仅隔着一层薄布，与直接抽打在皮肤上并无区别。许广平眼中满是仇恨，却始终不开口。 见常规手段无效，日军拿出了他们的＂杀手锏＂——电刑。电流通过许广平的身体时，她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痛苦：肌肉痉挛，血管和毛孔都在颤动，全身不受控制地抖动，胃部翻江倒海。她恨不得将自己身体撕碎来逃离这种痛苦，但她仍然怒视着眼前的施暴者，没有透露一丝有价值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