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正月十五，孙家栋排着长队，就为了吃一碗红烧肉，谁也没想到，这顿饭吃着吃着，把他的命运给彻底拐了个弯。
本来他是想回辽宁老家和家里人过元宵节，票也买好了，但为了那碗肉，硬生生耽误了火车。
没赶上车没关系，更大的事还在后头，食堂广播一响，说空军要紧急招人，孙家栋一听，没犹豫，直接撂下筷子就去报名了，这一去，他的人生彻底和祖国的航天事业绑在了一起。
那时候孙家栋在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班读书，学的是机械,原本想着毕业后做个工程师，稳稳当当过一辈子。
但那天，广播里一遍遍喊着“为国效力”，让人血往上冲，正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家缺人，尤其是能懂机械、会俄语的人才。
孙家栋心里一激动，连家也顾不上回了，饭也没吃几口，就排队报了名。
临走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碗还没吃完的红烧肉，心想，这辈子可能真不一样了。
报名现场人山人海，孙家栋凭着一点俄语底子和专业课成绩，顺利过了审核。
当晚就被安排上了去北京的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和他一样年轻的小伙子，大家都兴奋得睡不着。
孙家栋靠在车窗上，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夜，心里想着，以后自己得干一番大事。
到了北京，他被分到空军第四航校，专门给苏联教官做翻译。
1950年代初，中苏关系好得很，航空、军事这块，苏联是手把手教，孙家栋白天上课，晚上自学，俄语飞速提升，机械知识也越学越扎实。
别人上课听得一头雾水，他能又听又记又翻译，慢慢地，领导们注意到了这个又聪明又能吃苦的年轻人。
1951年，国家选拔留学生，目标是送到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深造。
这个学校，可是全苏联最顶尖的航空工程学院，筛选标准特别高，光俄语得过关，专业成绩还得拔尖。
孙家栋一听有这机会，眼睛都亮了，拼了命地准备考试，最后从几百号人里脱颖而出，拿到了出国名额。
刚到苏联时，孙家栋吃了不少苦，天气冷得吓人，语言环境也完全不同。
课堂上，苏联老师说得又快又专业，他硬着头皮听，回宿舍一字一句啃教材。
为了跟上进度，他几乎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五年的学习里，他每门课都拿到了5分（苏联当时的满分），成为全校唯一一个连年满分的外国学生。
临毕业时，学校给了他斯大林金质奖章，这是苏联对外国留学生最高的荣誉。
1958年，孙家栋回国了，新中国刚起步，国防工业一穷二白，导弹、卫星，全是从零开始摸索。
孙家栋被分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了钱学森手下的一员，当时他们的目标是搞导弹，但苏联专家一撤走，很多核心资料都带走了。
整个研究院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大家一边啃着残缺不全的资料，一边熬夜画图、计算。
有一次，为了赶一个重要项目的数据，孙家栋带着几个人，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连干了17天。
大家轮流趴在桌子上打盹，醒了继续算，手上磨出了血泡。
终于，他们算出了“东风一号”导弹关键数据，两个月后试射成功，那天，发射场上掌声雷动，孙家栋心里却明白，真正的难关还在后面。
1967年，国家决定搞人造卫星，钱学森亲自点名，让孙家栋来当总设计师。
这个任务比导弹还难，当时全国连一块合格的铝板都造不出来，更别提复杂的电子设备了。
孙家栋一边组织人马，一边跑工厂催物资，有时候为了一个配件，他能在工厂门口蹲一整天，每个零件、每条线路，他都亲自过目，确保万无一失。
经过三年的奋战，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在酒泉发射成功。
广播里响起《东方红》的旋律时，孙家栋站在发射场旁，望着夜空，默默抹了把汗。
这颗卫星，把中国送进了太空时代，也让世界重新认识了这个新兴的东方国家。
后来，孙家栋没有停下脚步，进入21世纪，他又挑起了探月工程的大梁。
提出了著名的“三步走”计划：先绕月飞行，再实现软着陆，最后把月壤带回来。
嫦娥一号、嫦娥二号的成功发射，让中国在深空探测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孙家栋一辈子没离开过航天事业，哪怕到了晚年，身体大不如前，他还是经常出现在实验室和会议室。
有人问他，为什么这么拼，他只笑笑，说：“国家需要啥，我就干啥呗。”
说到底，这一切，还得从那碗红烧肉说起。
如果那天他没耽误火车，也许就回老家了，成了一个普通工程师。
可历史就像打翻了的墨水瓶，一滴下去，涟漪扩散开来，再也回不到原点。
孙家栋的人生，是被一顿饭改写的，更是被那个年代的使命感推着走下去的。
他没有犹豫，没有回头路，只有一条路，一直走到今天，中国的航天，终于有了自己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