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5月26日，北京八宝山，一支送行的车队排出几公里，现场不设灵堂，也没喇叭哀乐，却引来了上千辆私家车和人群自发聚集。 人们只为了送一个人，聂荣臻，按说这场送别应该冷冷清清，因为他早早交代“丧事从简”，可结果却成了几位元帅中最特殊的一次告别。 聂荣臻去世的消息是通过一则讣告发布的，没有追悼会，没有遗体告别仪式，甚至没有公开的悼词。 但他的离世却像一颗石子投进湖心，激起了很多人记忆的涟漪。 那天清晨，很多人并没有接到通知，却早早赶到八宝山，他们站在路边、桥头，甚至爬上了人行天桥，只为了最后看一眼送他的车队。 车子一辆接一辆，有上千辆轿车组成的队伍缓慢前行，有人说，这是当时北京送别场面最大的非官方悼念。 队伍中不乏名将和科学家，像是邓小平、杨尚昆、刘华清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送别，一些“两弹一星”的元老，于敏、程开甲、钱三强的亲属也来了。 有日本人站在人群中，眼睛红了，她叫美穗子，是当年抗战后聂荣臻收养的日本孤儿，她从未改国籍，却一直喊他“爸爸”。 这样的场面，是聂荣臻本人从没想过的，他在生前留下了明确的交代：火化后骨灰要么撒在八宝山柏树下，要么撒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他说过一句话：“人死了就像灯灭了，搞这些有什么用？”这个人曾经是元帅，也是“两弹一星”的总指挥之一，他低调、内敛，说话不多，办事却从不含糊。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的去世，还是让全国不少人动了情，那段时间，《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科技日报》接连发了几篇纪念文章，写得都很平实，没有高调，也没有煽情，但能看出分量。 官方没有举办追悼会，并不是不重视，而是严格照着他的遗愿来，他不要仪式，但国家还是在天安门广场为他降了半旗。 按规定，只有国家级领导人、具有特殊贡献的人物才有这个待遇，消息一出，很多老干部说，这就够了，聂老放心了。 可也正是因为这些简约安排，一些文章后来误传，说他的葬礼冷清，甚至称“寥寥数人”。 这个说法最早出现在网络文章中，很多年后又被自媒体引用。 其实这种说法，是把“没有官方追悼仪式”直接等同于“无人送别”，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 那天在八宝山，不仅来了老干部和专家，还有很多普通人，有位曾参与“东方红一号”发射的退休工程师说，他特意从天津坐车来送老聂。 他回忆说，“那时候我们搞火箭，最怕出事，但只要老聂一来，心里就踏实，不是因为他骂得少，而是他总护着人。” 另一个细节是，火化那天正好北京下了小雨，有人说，这是天也知道这人不好送走。 和他相比，朱德、罗荣桓去世时，规格都很高，朱德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开了整整两天，中央领导全部出席。 罗荣桓去世时，毛泽东亲笔写了悼诗，但他们两个去世的年代，是1950年代末和197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状态跟1992年完全不同。 再说聂荣臻的性格也不一样，他一向不愿搞排场，不愿出风头。 他晚年最重视的事，是科技，尤其是“两弹一星”工程，他用尽力气保护那些关键科研人员。 他曾经在会议上拍桌子说：“不能让他们受委屈，他们是国家的宝。” 这不是客套话。邓稼先、于敏、钱学森等人都曾被他从前线调回科研单位，有的还被他安排住进军队大院，保障安全。 他说“科技是保命的”，而国家安全“不能靠嘴说，要靠实力撑”。 聂荣臻还留下一个让人尊敬的细节：他拒绝把骨灰装进名人墓区，八宝山的高干墓地有明确的标准，绝大多数国家领导人都有专属墓碑。 但他坚持不要墓，不立碑，只要一棵桧柏树，他的家人把骨灰偷偷撒在桧柏树根下，连牌子都没留，有人说，这树现在还在，常有人去献花，但没人知道树下是谁。 这也是他一贯的风格，在战争年代，他打仗从不摆谱；建国后，他管科技也从不抢功。 他甚至常说：“这事不是我一个人做的，都是大家干的。” 在1980年代，国家开始重新整理元老档案时，他还给组织写信，说别把他写得太神，他说：“我只是干了该干的事。” 就是这样一个人，临终前没留任何遗言，只说了一句话：“别搞那些形式，别麻烦人。”家人原本还想劝劝，但谁都知道，聂老的决定，一旦定下，就不会改。 而这种平实的伟大，却最打动人，那天送行的人群中，不少人都哭了。 有的是当年的科研人员，有的是军人，也有普通市民，有个年轻人跟记者说，他其实不认识聂荣臻，也不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就是觉得这个人特别值得尊敬。 “不声不响做事，还不愿人记他，真不多。” 或许，这正是送别那天最动人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他不要排场，但大家还是来了，不为别的，只因为他是聂荣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