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夏天，刘纯义听到一个消息，整个人僵在原地，贴身翻译毛子良，是土匪的情报

1951年夏天，刘纯义听到一个消息，整个人僵在原地，贴身翻译毛子良，是土匪的情报站站长。 他俩在一个屋檐下住了整整一年，还一起吃饭、办事，毛子良天天陪着他走村串户，这不是简单的误会，而是真正的“敌我同屋”。 1950年末，刘纯义还在83师247团政治部青年处任干事，年底部队抽调人手，他被派到福建闽北参加剿匪和土改，成了政和县溪东、古垅、周墩三个乡的工作队分队长。 这仗打得不一样，没有枪林弹雨，而是穿村过寨发动群众，他们20来人背着被褥和粮食，一头扎进山区，碰到的是听不懂的方言、藏着土匪的村落，还有老百姓复杂的眼神。 当地区委安排了翻译，一个叫毛子良的中年人，说是区公所的文教干事，精通本地话，跟老乡有来有往。 队员们松了口气，刘纯义也没多想，土改得依靠群众，他白话听不懂，得靠毛子良传话。 住的地方也贴心安排了，通讯员住在一间，刘纯义隔壁，毛子良隔壁，对面还住着一个地主家的姑娘，说是来帮做饭洗衣。 其实那姑娘是毛子良特地放在那儿的，想用“糖衣炮弹”腐蚀干部。 刘纯义信组织，也信身边人，毛子良嘴甜又热情，村里事一问就知，像个活地图。 谁家地多，谁家被欺负，毛子良讲得头头是道，队里没一个人起疑，连做饭的大嫂都觉得这人靠谱。 可就在这些村庄里，土匪还活跃着，白天躲山里，天黑就回村子，有的化妆成农民，有的混进夜饭桌。 队员们常常白天宣传，晚上还听到外头有狗叫、有人影晃过，没人敢乱动，刘纯义一个人巡村时，常常与土匪擦肩而过，真打起来，他枪法一般。 但村里人说他厉害，因为有次训练射击，他正好站在神枪手赵子森后面，被误以为是“百发百中”的高手。 土匪不敢轻举妄动，一是怕这“枪法”，二是因为附近还有驻军营地。 这一年，刘纯义天天带着队员做动员，开夜会，查地契，分田地，抓反动，有时候村里开完会，土匪半夜就来砸门，还放话说谁敢参加就收拾谁。 有几户人家开始犹豫了，不敢露面，但毛子良总能提前“提醒”刘纯义，“今晚不宜外出”、“这个村暂时别去”。 刘纯义只觉得这人有路子，没想到，这其实是内鬼在“护送”他，顺便给土匪通风报信。 到了1951年初，局势慢慢起了变化，剿匪部队加大攻势，一些大股土匪被打散，山头不再铁桶一般。 群众也开始松口气，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配合，有人悄悄塞纸条，有人装看热闹实则提供信息。 就在这个时候，有村民揭发了毛子良和乡长范清弟，说他们与土匪走得近，家里藏有密信。 工作队立马向县里报案，两人被当场带走，家中一查，果然找到联络信件，还发现那姑娘家族原本就是土匪窝点。 刘纯义那会儿已经调到浦城县干政工，听到这个消息，脸色变了。 半天没说话，嘴唇抖着，只挤出一句话：“那一年，真是命大。”他回忆起那些夜巡、那些谈话，还有毛子良轻描淡写的“建议”，才明白自己走过的刀尖路有多险。 毛子良要是真动手，他一点还手的机会都没有。 再往前追，闽北当年匪患极重，地形复杂，山高林密，村落分散，外人走几步就迷路。 国民党溃退后，大批军统特务和地主武装残部没走，反而钻进山里，改头换面成了“自卫军”“大刀会”“反共民团”。 据福建省档案馆资料记载，1950年前后，闽北山区土匪人数接近两万，活跃在松溪、建瓯、政和等交界地带。 最猖狂的要数“闽浙赣前线特击司令部”，头目叫王调勋，原是军统老特务，专搞情报刺杀，他手下不但打枪，还打算盘，情报网铺到每个村。 像毛子良这种“文教干事”就是他们栽进去的棋子，敌人不跟你正面交火，而是混到你身边，等着找机会一击致命。 剿匪怎么打？一靠枪杆子，二靠老百姓，解放军那会儿用的是“围剿+清剿”的战法，先围住山头，再逐步排查，不留死角，不放暗桩。 有的地方还成立地方武装，叫“联防队”，白天配合军队，晚上守村卡点。 政和县有一次行动干得漂亮，击毙了大刀会头目赵子森，那人本是国民党排长，转入山林后横行一方，最终死在山脚的竹林里。 但最管用的，还是发动群众，土改分田不是单纯分地，更是让村民知道谁是靠得住的，一旦群众站到你这边，土匪就没地可藏。 毛子良的事情就是村民主动揭发的，他们没有喊口号，也不懂政治斗争，但知道谁白天说得好听，晚上却和土匪喝酒串门。 这场斗争，不止是枪对枪，更是心对心，刘纯义那年从枪林弹雨的战场下来，还以为搞土改不过是走走村，谁知道这一年，险些命都搭上。 那种日夜都在敌人监视下的生活，像走在细绳上，一不小心就粉身碎骨。 建瓯、屏南等地也发生过类似的事，建瓯黄坑，有十几个干部被土匪包围杀害。 后来南下干部霍凤梧带人围剿，打了三天才拿下山头，活捉匪首王仲民。 屏南县也组织联防队配合军队围攻“闽东北反共自卫军”，捉了两个土匪头黄直云、黄炳午。 这些人也都曾混在老百姓中间，打起旗号喊“保乡团”，其实干的是偷抢杀的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