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场资历，李鸿章要高张之洞半个辈分；论官场派系，在同光年间，李鸿章是浊流，张之洞是清流。所以，在“习气”上，两位晚清重臣是对不拢的。 晚清官场，李鸿章和张之洞的名字无人不知。一个是资历深厚的老臣，一个是崭露头角的后起之秀。论官场资历，李鸿章高出张之洞半个辈分；论派系，在同光年间，李鸿章是浊流，张之洞是清流。可最让人好奇的，是两人“习气”上的对立——这种差异到底有多大？ 李鸿章，1823年出生在安徽合肥，家里条件不错，从小读书有基础。1847年，他考中进士，进了翰林院，算是正式踏入官场。早年跟着曾国藩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组建了淮军，慢慢成了清廷的军事大腿。1862年当上江苏巡抚，1865年升两江总督，1870年更是坐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管北洋事务25年。论资历，李鸿章在晚清绝对是老大哥级别的存在。 张之洞，1837年出生在贵州，家里没啥钱，但他脑子好使。1863年考中探花，也进了翰林院，后来当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搞洋务、办教育，名声不小。虽说入仕比李鸿章晚了16年，但靠着才华和机会，他升得很快，晚年还进了军机处，成了清廷离不开的汉臣。比起李鸿章，他的资历稍浅，但影响力一点不差。 资历这东西，直接决定了俩人在官场的分量。李鸿章是老前辈，手里资源多，说话硬气；张之洞虽年轻，但靠能力闯出一片天。半个辈分的差距，说大不大，说小不小，却也让两人站在了不同的起点。 同光年间，清廷官场分成了浊流和清流两大派。浊流以李鸿章为首，走务实路线，讲究实际利益，擅长搞权谋，跟洋人打交道也不怵，洋务运动就是他们的拿手戏。清流呢，张之洞算个代表，强调道德和原则，反对跟洋人低头，守着儒家那一套传统观念。 两派在政策上老是对不上眼。比如铁路建设，浊流觉得引进外资和技术能加快发展，清流却怕洋人控制经济，死活不同意。再比如外债问题，浊流觉得借点钱能解燃眉之急，清流直接骂这是卖国。这种分歧，直接影响了李鸿章和张之洞的行事风格。李鸿章偏向妥协谈判，张之洞则硬气得多，宁可守原则也不让步。 派系的对立，让两人像是两条平行线，很难交汇。浊流看清流太迂腐，清流嫌浊流没底线。这种理念上的差别，也为后来的“习气”冲突埋下了种子。 “习气”说白了，就是个人风格和政治习惯。李鸿章的“习气”是务实加圆滑，特别会搞权谋和妥协。他看问题先掂量利弊，不太拘泥于道德底线。比如1895年甲午战争输了，他去跟日本签《马关条约》，条件多屈辱啊，可他知道清廷打不下去了，只能咬牙签了，为的是保住国家那点底子。这种做法挨了不少骂，但也看得出他的现实派头。 张之洞的“习气”完全不一样，理想主义挂帅，坚持原则，不爱妥协。他搞教育、管地方时，满脑子都是儒家那套道德文化。比如在湖广总督任上，他办了自强学堂、工艺学堂，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想在保住传统的基础上学点洋玩意儿。这种理想劲头，让他成了晚清政坛上的一股清风。 俩人的“习气”撞一块儿，火花可不少。1900年八国联军打进来，李鸿章主张跟洋人谈，尽量少吃亏；张之洞直接喊打，觉得妥协就是丢脸。结果清廷听了李鸿章的，签了《辛丑条约》，张之洞憋了一肚子气。这种分歧，根本不是简单的意见不合，而是“习气”上的硬碰硬。 李鸿章和张之洞的“习气”差别，不光是个人性格的事儿，更是晚清政坛矛盾的缩影。李鸿章的务实，能暂时稳住局面，但也让国家吃了不少亏，越发显得软弱；张之洞的理想，点燃了现代化的火苗，可有时候太固执，错过了不少机会。 在国家危机的关头，务实和理想、妥协和抵抗、传统和现代，就这么你来我往地较劲。他们的“习气”对立，既是晚清衰落的一部分原因，也给后来的变革留了点念想。说到底，这俩人就像晚清的两个侧面，一个现实得让人无奈，一个理想得让人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