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4月3日，潘汉年携好友在北京饭店一叙。但在不久后，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携带一封逮捕令来到北京饭店，将潘汉年秘密抓捕。他为何会被秘密逮捕呢？
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携好友夏衍、董青、吴祖光等人在北京饭店一叙。
等潘汉年吃完饭后回到住地准备休息的时候，桌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
潘汉年只得无奈地拿起电话，“喂？”
“喂，潘汉年吗？楼下大厅有人相候，请您赶快下来一下！”
在党的代表大会期间有人来找，不是老熟人就是老朋友，不然就是中央有什么急事。
潘汉年连鞋都未来得及换，便穿着一双拖鞋急匆匆地走下楼去。
等潘汉年着急忙慌地来到饭店大厅之后，便远远地看见公安部部长罗瑞卿正在大厅一角来回踱步，而在罗瑞卿的身边还有几位便衣站在那里。
潘汉年见此，先停了下来理了理自己的衣服，而后便踱步走到了罗瑞卿的面前，“不知罗兄带着兄弟们前来，所为何事啊？”
罗瑞卿神色严肃地对潘汉年说道：“我也不在此和潘兄寒暄了，根据中共中央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决定，现在审查你的问题。”
说罢，罗瑞卿便掏出逮捕令对着是身边的便衣们一挥手，很快，他们便给潘汉年这位中共八大代表戴上了手铐。
潘汉年在被秘密逮捕以后，便被关进了北京功德林监狱，可他究竟做了什么？又为何会被秘密逮捕呢？
抗战后期，身处淮南根据地的潘汉年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长。
1943年春，有消息说日伪军即将对淮南根据地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扫荡”，情报的可靠性不得而知。
因此，时任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的饶漱石命潘汉年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搞到有关“扫荡”的确切情报。
就在这时，潘汉年想到了日伪军李士群，但经过多方约定，李士群每每在潘汉年即将到达的时候都会突然消失，让潘汉年落个空。
最后，在潘汉年愈发焦急的时候，李士群给他留了一个地址：南京。
作为中共高层人士、中共情报年工作负责人，潘汉年亲自去南京显第然是不适宜的，如果被国民党获悉，他们会以共产党与伪方“勾结”期为由大造舆论，使共产党陷入被动局面；但从另一方面考虑。
如果返回上海或淮南根据地，那么他与李士群的情报关系就将宣告结束，这不仅会影响以后的情报来源，就目前新四军急需的有关“扫荡”情报，也无法从李士群那里搞到了。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权衡再三，潘汉年一咬牙，决定冒险一试，就按李士群的要求去一趟南京。
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潘汉年来到了南京李士群的家，可李士群还是不在，据说是去见汪精卫了。
无奈的潘汉年也不敢轻举妄动，所以他只得走一步看一步，但他却不知李士群已经秘密安排人将他的南京之行公开化。
第二天，潘汉年终于见到了李士群，但李士群并未与潘汉年透露任何情报，而是一直在与他讨论当前形势，以及汪精卫的苦恼。
这时的潘汉年意识到，李士群煞费苦心地绕来绕去，无非就是想让他与汪精卫见上一面。
潘汉年何尝不知自己此去的后果，可为了能搞到他急需要的情报，他同意与汪精卫见面。
但是，潘汉年却没想到自己与汪精卫见面的不利后果竟然是他日后政治生命的彻底完结。
当天下午，化名为萧淑安的潘汉年在胡均鹤的陪同下来到了汪精卫公馆，并与汪精卫进行了一场匆匆的谈话。
而经过谈话，潘汉年也打探到了日伪暂无大规模“扫荡”根据地计划的情报。
获得有效情报的潘汉年急忙返回到了上海，但他却没想到李士群已先一步回来了。
回到根据地以后的潘汉年，还没来得及将“南京之行”上报中央，便有人大肆宣扬：共产党暗地里接洽汪精卫。
这让潘汉年如坐针毡，但在毛主席接见他的时候，他还是选择将此事咽了回去。
直到饶漱石被隔离审查，在上海从事公安工作的胡均鹤也被逮捕之后，中央才隐约察觉到被潘汉年隐瞒的真相。
因此，中央便派出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将潘汉年秘密逮捕。
就这样，被潘汉年隐瞒了12年的“南京之行”，也让他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直到“文革”后，潘汉年的错案才得到了平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