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在炮兵训练场上摔了两次都没吭声，他一脸倔劲儿地爬起来，又一次端起火炮，他说，这不是给谁看的，是跟自己死磕。 他也没想到，几年后会在兰州前线带着几千门炮对着国民党老部队猛轰，而跟他一起训练的郑庭笈，后来在辽沈战役里被围困三天三夜，手里没多少兵，还得硬着头皮往锦州城里打增援，最后连人带图纸都被俘了。 这帮黄埔五期的兄弟，命运像散落在乱世里的子弹，有的穿透敌阵，有的掉进泥潭。 黄埔军校第五期是个很特别的时期，那一年，国共合作刚刚决裂。 蒋介石清党后，政治空气像是突然闷住了，一批原本在课堂上讨论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的学生，被迫做了选择题。 有人往左走，比如许光达、宋时轮、陶铸，他们干脆脱了军服，穿上便衣跑去了江西、湖南的红军队伍。 有的人往右靠，留在了国民党系统，像郑庭笈、劳冠英，他们大多是留级上来的“老兵”，对蒋介石还有点信。 许光达那时候年纪轻，炮兵科出身，但脑子清醒，1927年南昌起义，他从黄埔五期直接被带去打第一仗。 他很会带兵，后来到了西北野战军，跟着贺龙一路打进兰州，他指挥的炮兵团几乎把马步芳的防线轰塌了。 他不是那种出风头的人，但实打实把一个个山头打下来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开国大将，排在十大元帅之后。 你很难说他只是“黄埔五期”，他的命运已经拐了弯，踏上了另一条血路。 但黄埔五期整体上给人的印象，却不是这么硬气，对比前几期，五期没出几个响当当的国民党将领。 胡宗南、杜聿明这些人，清一色是前四期毕业的，北伐一打完就被捧上天，而五期很多人连毕业证都没拿到，或者拿到了也没几次实战的机会。 那年招生确实挺混乱，国共分裂后，黄埔的门槛突然变低了，早先进去的是些讲究“三民主义”“革命理想”的青年，但五期开始，门口贴的招考标准都松了。 尤其是国民党自己撑起军校后，招生更像是在赶集，连带着前几期被留级的学生也混进来凑人数。 有的人是文盲，有的是跑来混饭吃的，教官讲战略，他们听不懂；讲纪律，他们磨洋工。 最夸张的是，一开始进校的有3300多人，毕业那年只剩下2000出头，走的走、逃的逃，还有被开除的。 教学质量也撑不住，黄埔刚建那会儿，苏联顾问天天盯着讲课，政治教育搞得热火朝天，但等到蒋介石掌权，红色教育全砍了，换成对“领袖”的忠诚教育。 打靶训练没子弹，战术课也多是走形式，学生天天操练，脑子却越来越空，黄埔从培养革命军变成培养“忠心兵”，气质都变了。 留下来的五期生，像郑庭笈，也不是没本事，郑在抗战里是打过硬仗的，他在武汉保卫战时，带着一个旅死守长江北岸，还真给日军添了不少麻烦。 他那回打退日军一个旅团，连中村正雄这个日军头子都死在阵地上，但这种胜仗也没帮他升官。 他当了中将，但一直管的都是二线部队，到了解放战争，他调到东北那边，碰上林彪的四野。 辽沈战役那一仗，他试图解救被围的锦州守军，但兵少、弹少，还被切断了后路。 他带着残兵苦守几天，最后被俘，他这一生算是打了不少仗，但从来没当过一线指挥官。 他也想冲，但顶头的胡宗南、杜聿明一个个把关口堵得死死的。 这背后其实是蒋介石自己的算盘，他喜欢提拔“自己人”，什么叫“自己人”？就是那些愿意无条件听命的，你打得再好，不是嫡系就靠边站。 像五期的，有几个本来能力不错的，但政治上不够表态，就只能在后方养老，派系斗争一激烈，战场上也少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更尴尬的是，即使拿了高军衔，很多人也没实权，国民党后期军衔制度混乱，一个旅长可能是中将，一个军长也可能才少将。 搞得下面的将领都迷糊了，谁说了算都不清楚，郑庭笈那时候明面上是中将军长，但实际上听谁指挥、带多少兵，全得看上级脸色。 历史评价上也让五期更尴尬，共产党打赢了，许光达、宋时轮这些人立了大功，在各种战史、纪念馆里都有一席之地。 他们的照片挂在军博展厅最显眼的位置，而留在国民党阵营的五期将领呢？战败的故事被一笔带过，稍微有点功绩的也很少提。 有时候，他们打过的硬仗、抗过的苦难，最后被盖章成了“失败者”，甚至连个正面评价都不给。 这些人不是没拼过命，像邱行湘，原本是五期炮兵出身，打过缅甸战役，后来也当上军长。 可到了解放战争，他也是打几仗就被压下去，换来换去没个稳定位置，你能说他们没本事吗？不见得。他们是没平台、没机会。 其实问题就在这儿：黄埔五期不是“差”，是赶上了一个尴尬的年代。 前几期打北伐，占了名声；后几期进了共产党，成了开国元帅，五期像个夹在中间的夹心饼干，前有老将压着，后有新人追着，自己却没站稳。 这就是他们的宿命，不是每个军人都能成“名将”。 有些人打了一辈子仗，最后的名字却只留在某个军史角落里，但他们真在战壕里流过血，也真在命运面前挣扎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