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宝山落网后，曾做出如下供述—— “每次作案前，我都要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过几遍。包括作案的方法，行走的路线，允许的最长时间，在作案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意外，我怎样处理等等。我想好一件事，就把它定下来，全部想好之后，我觉得有把握了，再行动。” “我对如何防备公安的调查做过专门研究：第一，我抓住正常人的心理。平常的人，在碰到突发事件时，第一个反应就是先保护自己。由于内心恐慌，对当时发生的人和事，一般都记不住。甚至连打过几枪，打枪的人多高，什么模样，都记不清楚。第二，我自己要克服心理障碍，抱着这次出去干事，就回不来的打算，不考虑自己的得失，这样，我就什么都不怕。第三，我事先准备得很充分，不允许自己有一丁点疏漏。别人可以犯错，我不能犯，一个小错，就可能断送掉自己的性命。我是个冥思苦想的人，先往最坏处想，做好应付最困难的局面的准备。第四，我主要是去抢劫的，我比较主动，抢劫时我有准备你们没准备，反应过来需要一段时间。我在行动中尽量减少所用时间，在你们反应过来之前，把所有的事情都处理完毕。所以我不怕你们调查。” “买枪不如抢枪，买枪更容易暴露。” “枪是一定要开的，而且一定要打死人，不然没有震撼力。” 从这些供述可以看出，白宝山不仅心狠手辣，狡诈冷酷，而且具有很强的报复心理。 有人说，作为90代最具“杀伤力”的悍匪，白宝山一度让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错觉，这个人过去肯定当过特种兵。其实他没有这种经历，他的身体素质是天生的，有很强的“枪感”，摸上枪就是神枪手，这些都是他的天赋，总之，他天生具有极强的暴力犯罪能力。这种人有一点非常危险，一旦遭遇让他想不通的不公、刁难，无法消化生活中的心酸、困难，他就会产生强烈的报复心理，进而用暴力犯罪来发泄情绪，解决问题。虽然，这种犯罪主要的问题在于犯罪分子本身，但我们也应该反思，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我们的社会是否太过冰冷，没有一点温度？是否太过严酷，少了一点人情味？ 白宝山，1958年生在北京石景山区一个工人家庭，父母都是北京钢铁公司的工人。2岁时，父亲病逝，母亲生活艰难，将他送回河北保定徐水老家，随后改嫁。这是白宝山的心灵受到的第一次伤害。 在徐水老家，白宝山过得并不好，就像半个流浪儿，1971年13岁那年，才被母亲接回北京，开始上学。13岁上小学一年级，白宝山因此受到了众人的讥笑，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 小学仅仅上了两年，15岁那年，白宝山就辍学，进了一家街办的酱菜厂当了临时工。 18岁那年，白宝山进了石景山区第一电炭厂，成了一名装卸工。在第一电炭厂，白宝山因厂里搞实弹射击，第一次摸枪，打了三发子弹，得了个优秀，从此开始迷恋打枪。正是从这个时候起，枪成了白宝山的胆。 1981年，23岁的白宝山跟厂里的一个女工结婚，第二年产下一对龙凤胎。 婚姻生活，给白宝山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压力和一地鸡毛。白宝山是个不甘寂寞，自尊心极强的人，为了摆脱平庸、艰难的生活，他开始挣扎，试图改变，但他不愿吃苦，也没有耐心，就这样，他开始盗窃。 生下一对龙凤胎的这一年，白宝山偷过两件衣服，价值10元，以及一辆凤凰牌自行车，价值110元，第二年，又连续撬锁，偷了价值500元的东西，结果被抓了现行，判了4年有期徒刑。 在狱中，白宝山遭遇了狱友检举揭发，说他还偷过石景山几家工厂不少东西，在古城前街某号院内，偷玉米喂鸽子的时候，被事主发现，追至门外，在逃跑过程中，他用木棍朝事主的脑袋打了一下。 因为这些余罪，白宝山被加刑11年。 白宝山的心理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变异的，他固执偏激地认为，偷一点玉米，情急之下拿木棍打了事主一下，就要加刑10年，这样的判决太不公平。 白宝山在新疆坐了13年牢，中间因为口角，杀了两名狱友，挖坑埋了，居然没有被抓到把柄。从某种意义上，在潜意识里，这个时候的白宝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但他自己不承认，非说他后来抢抢杀人抢劫，是因为刑满释放回北京，办户口的时候遭到了民警的刁难，正路被堵死了。 白宝山的这种狡辩，暴露了他心理的脆弱。 从犯罪心理角度看，即便没有所谓的民警刁难，就是遭到他人一个白眼，他也可以说自己受到了社会歧视，进而开始暴力犯罪，报复社会。 白宝山出狱不久即开始抢枪作案，还有一个催化因素，他在坐牢的时候，曾收到女儿的一封信，女儿在信中向她诉说，继父待她不好，她和弟弟吃了很多苦。 女儿的信，让白宝山大受刺激。那时候，他就放言，出去之后要抢三百万，给一儿一女各买一套房子，一辆奔驰，让他们过好富裕的好日子。 以父爱的名义疯狂犯罪，这一点非常可怕。 这是典型的假正义，真行凶。 有人说，天生的暴徒是少数，被逼出来是多数。 白宝山到底属于哪一类呢？ 你听他说，或者只看到他渲染的所谓不公，好像他是被逼出来。 但如果理性地看，你会发现不公更多地只是他犯罪的借口。 当然了，我们的社会也是有问题的，太冷漠，缺少了一些感化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