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温《大宅门》，一二两部看完满心感慨。01年的老剧里，郭宝昌导演笔下尽是鲜活的“活人”，尤其为杨九红这样的底层女性发声的笔触，至今仍有冲击力。 剧中半殖民地半封建背景下的宅门女人们——黄春、玉芬、白雅萍、白玉婷，虽困于夫权统治，却仍能对杨九红的悲剧生出怜悯。可如今女权思潮盛行，一个出身贫苦、被哥嫂卖入青楼的女子，却反而被污名化为“下贱”“心机”。这种撕裂感令人唏嘘：20多年间，影视剧从刻画人性复杂、关注底层，一步步滑向“嫡庶神教”的爽感叙事，资本将晋江爽文包装成“正剧”，用极端对立制造流量，却让观众把虚构当历史，思维被裹脚布般的偏见缠绕。 有人说二奶奶不认杨九红是“用心良苦”：怕她“手段心机”搅乱白家，怕开了“娶妓女”的口子。可细想，杨九红不过是被命运碾碎的蝼蚁——父母双亡后被哥嫂卖入青楼，九死一生赎身，所求不过是母女情、正常人的尊严。二奶奶作为封建大家长，她的“门风”建立在对弱者的碾压上：一边抢孩子、任由下人羞辱，一边以“清白人家”自居，何其双标？ 更讽刺的是，如今观众仍对杨九红充满偏见：她被拐卖、被凌辱的悲惨无人共情，反被指责“强求情分”。人心的成见比礼教更锋利，正如剧中白家人动辄以“窑姐”羞辱她，现实中多少人仍用“失贞”审判女性？杨九红的悲剧，从来不是她“斗不过”二奶奶或世俗，而是整个旧社会对女性的系统性压迫——她的“原罪”，不过是生为女人，且不够“幸运”。 从《大宅门》到如今的“嫡庶剧”，观众对女性的评价标准竟倒退了：曾经能看见“人”的苦难，现在只分“好”与“坏”的标签。或许我们该反思：当资本用爽感固化偏见，当观众用“三观”代替共情，我们失去的，何止是对复杂人性的理解？更是对“人”本身的尊重与悲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