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一张写着“上山下乡”的通知悄无声息贴在了北京一所中学的墙上。 不到一个星期,原本整天在胡同里踢毽子、背英语、想着去清华的孩子,忽然背上铺盖卷,被拉到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谁也说不清楚这是暂时的安排,还是彻底的离开,他们的父母急得团团转,但谁也不敢去问个明白,连校长也说:“文件下来,就是命令。” 那一年,中国城里的中学生多得吓人,光是“老三届”也就是1966年到1968年这三年毕业的初中、高中生,就超过了一千万。 因为高校不招生,工厂也招满了人,大家只能在家耗着,可家里可耗不起,一个家庭两个青年在家待着,就得多张嘴吃饭。 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菜价水涨船高,最难的,是没人知道接下来要怎么办。 有人说这是毛主席的“再教育”计划,其实背后还有个更急的问题——吃饭问题。 经济紧张、城市人口暴涨,每个月的粮票不够分,工作岗位全靠关系,青年人在街上晃悠,没人敢保证这帮人哪天会不会闹事,正好农村缺人,干脆一块儿送去。 当时的辽宁铁岭,来了两个北京男生,一个叫李晓东,一个叫张建民,他们到的那天正赶上下雪,冻得两人话都说不出来。 接他们的是村支书,皱着眉说:“啥也不会,你们能干啥?”李晓东脾气倔,一口气背了两袋谷子,还没走出三十米就摔了一跤。 他脸埋在雪地里没起来,张建民也不敢扶,只能干站着。 村民起初对他们没啥好脸,知青被安排住进空了半年的牛棚,顶上漏风,晚上得穿着棉衣睡觉。 有次晚上冻得实在扛不住,两人跑到村支书家门口求口热水喝,结果被训了一顿:“农村苦,你们早晚得习惯。” 第二天,全村都知道这俩“北京小子”怕冷,有人笑他们是“城里来的猫崽子”,有人干脆让他们去挑粪。 干活最难的是插秧,五月的时候,地里全是水,脚一踩下去就是泥,得弯着腰干一天,村里人都练过,速度快得吓人。 李晓东第一次下田,一个上午只插了一小块,还被泥巴绊得满脸都是。 等到吃午饭,他一屁股坐下就哭了,张建民没哭,他低着头说:“再来几年,我也能行。” 这些孩子不是自愿下乡的,很多人离开前都和家人哭着抱头痛哭,火车站人满为患,送行的母亲拽着孩子的手不放,车开了还追着跑。 有个上海姑娘叫王洁,临上火车前往返跑了三趟站台,她想找最后一次机会回头看父母一眼,可列车长催得急,门一关,就什么都没了。 有时候他们能收到家书,但邮路慢,一封信得走上半个月,村里邮递员走村串巷,信是好东西,有人收到信会偷偷躲到玉米地里看。 信里常写的,是家里添了人、有人生病、单位调动、或者只是简单一句话:“家里都好,你别惦记。” 知青们并不是只干体力活,那些文化水平高的,会被村里安排教孩子识字。 王洁后来被调去乡里的小学代课,每天教拼音和算术,课桌是砖砌的,教室是破仓库。 有时候下雨,孩子们一边听她上课,一边拿锅盖遮雨,她也没有课本,全靠记忆和随手写的教案。 到了冬天,问题更严重,北方农村冬天没柴火,靠牛粪点火取暖,有人得肺炎,有人脚冻烂。 1970年,黑龙江建三江农场一批知青集体冻伤,医院排了两天才处理完。 回不了城,也离不开地,青春就这么慢慢耗进去,有人写信给当年的同学,说“我现在不是我了,我连城市的味都忘了。” 不过也有人慢慢适应了,有个北京知青在云南开荒种橡胶,几年下来成了生产队长,他说自己原本想着熬几年回去,后来发现能干点事也不错。 每年农忙时,他还组织大家办墙报,写剧本演出,村里人也从一开始的不信任,到后来的依赖。 但这些孩子想回城却不是说走就走,政策卡得死,没有“推荐”回不来,有知青父母天天跑单位求名额,有人写信到部队找关系。 也有的知青干脆跑了,结果被抓回来罚劳动,有段时间,回城成了最敏感的话题,大家不敢多说,怕被扣帽子。 李晓东终于在1976年回到北京,进了一家印刷厂做排字工,他说那几年像做梦一样,天天盼着回家,回来了又觉得自己像外人。 原来熟悉的胡同拆了,邻居也搬了,他刚回城那阵,走在街上都不敢说话,怕口音变了。 张建民则没那么幸运,他留在了东北,后来娶了个村姑娘,彻底安家了,他说:“反正都这样了,哪都是家。”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些当年的知青陆续被提拔,有的成了厂长,有的进了高校教书,有人写书讲那段岁月,也有人拍成电视剧。 可不管现在多风光,他们自己都记得,那几年才是真正的“试炼”。 青春没了,换来了一个大时代的背影,他们从城市走向乡村,又从乡村挤回城市,最后变成了社会的中坚。 一段历史改变了一代人。他们没得选,只能走,但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们在之后的改革、开放、竞争中,更耐得住性子。 有人说,那些年下乡的孩子,骨头都比别人硬,至于代价,大多只能藏在回忆里,等有人去问,他们才慢慢说出来。
1968年秋天,一张写着“上山下乡”的通知悄无声息贴在了北京一所中学的墙上。 不
潮咖聚星光
2025-05-05 17:3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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