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名臣桑弘羊提出了著名的“三问”，在汉昭帝六年，他和儒生们在朝廷大殿上辩论了盐铁专营，酒类专卖以及统一铸币财政政策的利弊得失，后来还延伸至军事，外交，对匈奴作战等方面，这一辩论持续了半年，最后合编成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盐铁论》。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的重要人物，也是汉武帝临终前任命的四位顾命大臣之一，他的经典三问涉及国家治理、财政收入与分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强与民富的关系，三问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这些问题反映了当时西汉面临的财政困境和社会挑战，也为后世提供了重要的思考方向。 1. 财政收入问题：帝国运转需要巨额财政开支，仅靠农业税不足以维持，若不执行盐铁专营等制度，钱从哪里来？ 2. 应急资金问题：遇到战争、灾荒等紧急事务时，国库空虚怎么办？ 3. 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若中央在财政等方面不对地方形成压倒性优势，地方势力膨胀起兵造反怎么办？ 桑弘羊这人不简单，一洛阳小贩之子，十三岁时以精于心算入侍宫中。历任侍中、大农丞、治粟都尉、大司农等职，相当于今天主管财政的副总理，因为其出色的理财才能，深得汉武帝信任，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物质基础。 他手腕灵活，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在2000多年前的封建社会能提出如此深刻见解，不同凡响。 他的这“三问”，2000多年来，没人能提出最终方案，也始终没有人能解决这“三问”。 在中国5000年的古代史里，无论盛世还是乱世，都没解决中国老百姓吃饭穿衣的问题，底层民众都穷，豪门世族始终处于利益链条的顶端，富人恒富，穷人恒穷。例如在唐朝，几大姓氏，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博陵崔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这七个家族就几乎垄断了唐朝近300年的权和利，光崔氏一门在唐朝就出了27位宰相，门阀政治可谓达到了巅峰。 近期网上有人说黄巢起义，通过血腥手段，从物理上彻底结束了门阀政治，其实笔者觉得不然，历朝历代，其实都有，只是换了一个名称，不叫门阀，而称为文人集团，例如在积贫积弱的民国都有“蒋宋孔陈”四大家族。 明朝末年，国家财富几乎全部落入世家大族和高官显贵手里，朝廷和皇帝没钱，打仗还要向臣子和大户借钱，结果呢？仅借到了100万两白银，杯水车薪，李自成进城，大明亡国，崇祯吊死在了北京景山公园的梅山上。 而李自成进京之后，其部下对这些豪门大族，高官大户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交出财产。据统计，李自成进京到最后逃离北京，一共42天，前后搜刮白银高达7000万两。这是多么惊人的数据，如果当初这些豪门能拿出1000万两给崇祯皇帝平叛，李自成就进不了京，大明也不会这么快就亡国，这些门阀也不会遭遇灭门之灾。 有数据统计，李自成征战多年，前后搜刮的白银高达1亿两。 这说明桑弘羊的三问一直到近代都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那些口口声声声称要藏富于民的士大夫们，却将国家财富藏于了官和绅。 笔者认为桑弘羊三问的核心是：国家重要税收那个来收？社会财富如何分配？盐铁是国家专营，还是私营，那个对国家更有利？国强和民富之间的关系，能否做到两者的统筹协调。 这三个问题，影响了后世2000多年，也争论了2000多年，后世历代的改革无不与此相关。 古代没有人能解决桑弘羊提出的三个问题，一直到了新中国建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才出现了转折，甚至说得到了解决。 一，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引入了外部资金和技术，扩大非农就业岗位，大力发展制造业，工业，解决了城镇和进城农民的就业。 二，建立了国有和私营企业齐头并进的经济制度，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核心命脉，私营经济解决就业，出口以及丰富社会物资供应，避免国家经济命脉被个人把持，也丰富了市场，活跃了经济，改善了民众生活。 三，城市经济的发展丰富了税源，也让三亿多农民进城务工，减少了农村的经济与治理压力，增加了农民非农收入，避免了农村的不稳定。 四，分税制改革，彻底理清了国家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支结构和分配关系，强化了国家对财政的领导权，强化了国家对资源的统筹管理的力度。 五，国家建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将军队牢牢掌握在人民手里，成为国家稳定的核心力量。这样的制度保障，就能避免出现类似唐末的藩镇叛乱。 基于历史的教训，目前我们仍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社会阶层一定不能固化，财富不能过度集中在极少部分手里，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在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一定要实现“共同富裕”，避免出现古代左右政治的新门阀，新财团，新文人集团。 在中国，国有经济只能强化，不能减弱，这是避免历史悲剧重现的重要因素。 在今天的美国，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曾延续千年的“门阀政治”特征，极少数超级富豪们在背后控制了经济，媒体，国防，还利用代理人控制了美国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