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性格刚直不阿，与官场的复杂生态格格不入。他一生仕途坎坷，又因“乌台诗案”险遭处死，又多次被贬谪，但这种“不合时宜”恰是他的可贵之处——坚守本心： 反对王安石激进变法，也不认同旧党全盘否定新政，始终以民生为考量，不随波逐流。率性而为： 无论是《江城子》的深情、《赤壁赋》的豁达，还是与百姓相处时的接地气，都透着赤子之心。 也正是这种耿直性格，成就了他的诗名： 官场失意却成就文学巅峰，其诗词文赋冲破格律束缚，尽显真性情，终成“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奇才。正如他自评“一肚子不合时宜”，这份偏执虽让他在仕途举步维艰，却让中国文化多了一颗璀璨星辰。 但并不是所有有才的人都适合做官，如上面说的苏轼，性格耿直，个性强，这必定在官场受挫。 古人做官是要有“好性格”的，就是要懂得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平衡术： 工具理性：通过情绪控制、社交弹性、学习适应力等技巧，提升官场生存概率。价值理性：以道德韧性、自我认知力等原则，维护个人理想与历史评价。 如果只知坚持价值理性，以之对抗所有人，那么你将得罪很多人，包括同僚，上司等待，你的官场生态环境就遭破坏，你在官场的生存能力就会大大下降。 反之，一个有圣心的官员，除了坚持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坚持清赚勤政外，还要有度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处理好上下级与同僚的关系，灵活处理事务，这样你的官位就能保得住，才有可能实现你的政治理想。 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的性格里太多的价值理性与道德理性，又有耿直的坚持本心的性格，得罪人是必然的。最典型的是王安石当政，他反对新法，得罪王安石，司马光保守派当权，他又反对保守派，两边全得罪了，还能怎么有很好的为官环境呢？ 所以说，苏轼不善做官，多半是因为性格太耿直，也因为他不懂“为官之道”，不懂做官。做好官与写好诗文是两种不同的才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