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唐怡莹趁着丈夫溥杰不在家，和张学良在床上激烈正酣。多年后，张学良向溥杰坦白了自己和他妻子的恋情。溥杰却说：“我不在乎，她不找你，也会去找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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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的北平城飘着煤烟味，醇亲王府的银杏叶黄了又落。
唐怡莹踩着花盆底鞋跨过月亮门，绣着金线的旗袍下摆扫过青砖缝里的枯叶。
这个镶红旗出身的格格打小就和别人不一样，当其他王府小姐在学绣牡丹时，她正骑着蒙古马在西山猎场追野兔。
紫禁城的红墙根下，年幼的溥仪和唐怡莹总爱偷御膳房的玫瑰酥。
有回两人躲在太和殿的匾额后面，看着底下太监们满院子找人，憋笑憋得满脸通红。
谁也没料到十年后瑾妃一纸婚约，把她许给了溥仪的亲弟弟溥杰——那会儿大清朝的龙旗早换了五色旗，这场婚事倒像是前朝遗老们硬撑场面的把戏。
新婚夜的红烛烧到半夜，溥杰握着《资治通鉴》在书房打盹。
唐怡莹盯着龙凤被上的金线团花，忽然想起去年在六国饭店瞥见的景象：穿马靴的军官们拥着穿旗袍的摩登女郎，留声机里飘出来的爵士乐比宫里的丝竹声鲜活得多。
1926年开春，北京饭店二楼的水晶吊灯晃得人眼花。
唐怡莹把新烫的卷发别上珍珠发卡，看着对面穿军装的张学良用白手套转动红酒杯。
第三道鹅肝酱端上来时，她推过去本贴满剪报的册子——每张发黄的新闻纸上都用胭脂描着"张学良"三个字，边角还画着工笔小像。
张学良连着赴了八次约，醇亲王府看门的老刘头发现，少奶奶房里的留声机总是唱到后半夜。
有回暴雨天，张学良的汽车在胡同口抛锚，唐怡莹竟让丫鬟抱着锦缎坐垫去接。
这事儿传到上海滩，小报记者连夜赶制出"双凤求凰"的标题，却不知两位当事人在东交民巷的茶室里已渐渐生分——张学良偶然发现，那些署着唐怡莹大名的水墨画，笔法竟和琉璃厂某个潦倒画师一模一样。
溥杰始终像尊泥菩萨似的没动静。
族里长辈气得摔茶碗要动家法，这个整天临帖的男人只是扶了扶圆框眼镜：
"由她折腾吧。"
这话飘进唐怡莹耳朵里时，她正在描眉的手一抖，画眉笔在鬓角划出条细长的黑线。
那天晌午她突然要了马车去白云观，在真武大帝殿前跪香跪到日头偏西。
"九一八"事变那年冬天，张学良的汽车再没出现在北平胡同。
唐怡莹在首饰盒夹层藏了枚铜纽扣，扣面上刻着"东北保安司令部"的字样。
转过年来开春，她挽着卢筱嘉出现在六国饭店舞池时，谁也没留意她耳朵上晃荡的翡翠坠子，正是醇亲王府账本上失踪的那对宝贝。
东窗事发那日下着鹅毛雪，账房先生抱着空账本追出两条街。
唐怡莹裹着狐裘坐在南下的火车里，车窗结了冰花，她用手指头在上面画了只扑棱翅膀的麻雀。
同行的卢少爷忙着清点紫檀木箱里的字画，压根没瞧见这个动作。
伪满洲国挂牌那年，关东军拿着联姻协议找上溥杰。
这个说话慢吞吞的男人突然挺直腰杆："我有家室。"
日本人翻出唐怡莹那些风流账，溥杰盯着文件上"张学良"三个字，镜片后的眼睛眯了眯——这桩名存实亡的婚姻，倒成了他挡子弹的盾牌。
北平城响炮仗那年，唐怡莹在香港的公寓里铺开生宣。
她给自己改名"唐石霞"，新刻的印章上是"岭南女史"，画作落款再不用花押章。
有回画展记者问起陈年旧事，她指着墙上的泼墨山水笑："山涧里的活水，总比御沟里的残花干净。"
九十年代某个秋后，张学良在夏威夷晒太阳时翻到泛黄的《北洋画报》。
报纸边角有行褪色的小字："英气太盛，恐非长宜之相。"
他盯着自己年轻时骑马阅兵的照片看了半晌，转头对护工嘀咕："当年要有个踏实过日子的......"后半句被海风吹散在棕榈树叶里。
溥杰晚年整理旧书时，在《淳化阁帖》里掉出张泛黄的纸片。
上头用蝇头小楷抄着半阙纳兰词，墨迹边沿洇着团陈年水渍。
他对着窗户亮光瞅了半天，又把纸片原样夹了回去。那套碑帖后来捐给了故宫，登记入库时谁也没注意这张夹带的私货。
1993年香港养和医院的窗帘整天拉着，唐石霞最后一幅画还摊在案头。
画上没画亭台楼阁，只有几块怪石缝里钻出丛野兰。
护工收拾遗物时，在抽屉深处找到个描金漆盒，里头整整齐齐码着十二粒纽扣——从铜制将官扣到珐琅西装扣，时间跨度足足六十年。
这三人的纠葛就像前门大街的老城墙砖，里头嵌着前朝的玉扳指、民国的银元和外国的烟嘴。
如今游客摸着修复过的墙皮拍照，早没人理会那些被水泥糊住的裂缝里，曾经淌过多少滚烫的眼泪与叹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