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外交官朱敏才退休后，瞒着子女们，偷偷带着妻子离开了家，从此后音讯全无，直到10年后，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被紧急送往医院，才揭开了朱敏才和妻子失踪的真相，原来他们这么多年，都过着这样的生活…… 2005年初夏，北京的一套老旧居民楼里，朱敏才和妻子悄然收拾好行李，没有告诉任何亲人，连儿女都一无所知。 那天清晨，他们搭上了南下的火车，目的地，是地图上几乎没有标注的小镇，位于贵州西部深山的一所乡村小学。 朱敏才，曾是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的一名高级外交官，事业有成，刚刚退休。 妻子是位温婉沉静的英语教师，也已从教坛卸下担子。 他们有稳定的退休金、舒适的住房和孝顺的子女，本该步入平稳的晚年。 但是一次偶然的新闻报道改变了他们的轨迹，一则关于山村孩子为了一本教材徒步翻山六小时的画面深深刺痛了朱敏才的心。 他说：“孩子们那么拼命地想读书，我们这些人，怎能安心在城市养老？” 几番思索后，朱敏才做出了一个决定——支教。 他找到妻子，说：“我们再教十年书，把我们会的，能传的，都带给那些最需要的孩子。” 妻子没有多问一句，只点了点头，于是，两个退休老人，踏上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旅途。 他们选择的支教点，远离城市，几乎与外界隔绝。 山路陡峭，村庄散落在海拔一千多米的山坡上。学校不过是几间泥砖房，课桌破烂，屋顶漏雨。 村民告诉他们，冬天教室里比屋外还冷，孩子们的笔芯常被冻断。 但更让他们措手不及的是语言障碍——大多数学生只会方言，对普通话理解极其有限。 朱敏才夫妇没有退缩，他们从最基础的语言教学开始，每天清晨带着孩子绕着村头大声朗读拼音、字词，一点点建立沟通的桥梁。 白天上课，晚上家访，了解学生家庭情况，妻子甚至自制教学卡片，用唱歌和游戏激发孩子们学习英语的兴趣。 学校没有食堂，他们就用积蓄为孩子们搭起简易灶台，解决午餐。 教学设备匮乏，他们四处联络老同事，争取捐赠。 孩子们连最简单的体育活动都没有，他们用木板和废弃轮胎做成秋千和跳绳…… 他们几乎把全部退休金都花在了这些山里娃的教育和生活上，从未对外宣扬，也从不求回报。 十年间，他们从未真正“定居”在某一个学校，而是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云南、贵州、广西的多个贫困县都有他们的足迹。 他们走过的学校，有的位于深山峡谷中，有的甚至没有公路通行，只能靠步行翻山。 他们没有领工资，只靠少得可怜的支教补贴维持日常开销，但他们从未向任何人透露生活的艰难。 2014年冬，一次深夜备课时，朱敏才突然昏倒。 妻子独自将他背出村子，一路跋涉送到县医院，被确诊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医生建议他们立即返回北京治疗。 在病床上，他意识模糊，却喃喃念着学生的名字，一再交代妻子“别忘了那批电脑”。 原来，他一直筹划为学校建一间微机房，这是他对孩子们许下的承诺。 回到北京后，朱敏才接受了近三个月的康复治疗。 他瘦了十几斤，但精神一恢复，就一头扎进了老朋友们之间筹资联络的工作中。 几周后，几十台电脑顺利运抵山村学校，孩子们第一次触碰到了键盘和屏幕，像发现新大陆般兴奋。 康复尚未完全，他又一次瞒着儿女，和妻子悄然返回山区。 直到这一年，一名到山里采访的记者偶然听闻了他们的故事，才将这对老人的支教经历整理成文章发到网上。 一夜之间，他们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网友，引发巨大反响。 人们这才知道，原来这对消失十年的老人，并不是远走他乡或颐养天年，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生命的延续”，将所学所知，化作乡村的光。 网友亲切地称他们为“山中烛火”，在偏远的地方，点亮一束束求知的希望。 从那以后，支教行动在网络与社会中逐渐兴起，更多退休教师、大学生志愿者加入了这个群体，奔赴祖国边远角落，传承这对夫妇的初心与使命。 很多曾经接受过他们教学的孩子，后来也考上了大学，走进城市，并主动返乡帮助更多孩子。 他们拒绝媒体的过多曝光，手机仍旧是老式的按键机，依旧睡在木板床上，喝山泉水，吃小米粥。 但他们说：“我们并不是牺牲自己，我们是在过我们想要的生活。教书育人，是我们一生的选择。” 央视网2014年10月17日《退休外交官朱敏才夫妇，贵州山区支教九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