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的一天，虎林县原家馆子饭店的后厨刚刚熄火，原美臻刚把最后一锅热汤端上桌，饭店门口就闯进了几个全副武装的宪兵，他还来不及反应，就被拖上了马车。 他被关了整整二十七天，最后在关东宪兵队的批准下，被秘密送往731部队，罪名，是苏联间谍。 那年他三十六岁，是东北抗联第七军的地下情报员，饭店只是幌子，真正的工作是在后厨翻炒锅铲时顺手递出去的一张小纸条。 有时候是敌人兵力部署，有时候是某位军官的行踪，日子一天天过得提心吊胆，但原美臻心里很清楚，他必须继续做这件事。 他知道情报送出去后，前线的抗联部队能少死几百人，他做得值。 出事前几天，隔壁修鞋铺的段凤楼还来找他，说上头有人被抓了，要小心，那天他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结果第三天，段凤楼也失踪了，后来在虎林宪兵队的名单上，他看到段凤楼排在他前面"特别输送第27号"。 段凤楼其实也是地下工作者，身份是苏联情报员，他那个修鞋铺每天人来人往，他就是靠着这些修鞋送出了几十条情报。 抓他的人没有留下记录，但关东宪兵队有档案，1941年7月10日，他被带走，8月9日送到731部队，编号排在原美臻前头。 731部队是什么？没人能说清，虎林老街坊只知道，一旦被送去哈尔滨平房的那个地方，就没几个人能回来。 李厚宾是杂货铺老板，抗联地下交通员，1941年7月15日被抓，一个月后，他成了“特别输送第36号”。 直到2011年，他的儿子李凤琴找到七三一陈列馆的档案，才拿到民政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虎林县当年是个重要节点，苏联边境近，抗联活动频繁，宪兵和警察队随时会把人带走。 街口那家饭店、杂货铺、修鞋铺，都是掩护工作点，一个情报线被破，一串人接着落网。 像是张汝成，山东掖县人，被盛桂题供出后被捕；像是刘文斗，饭店里被段凤楼牵连；杨吉林，原是农民，偷偷帮苏联传情报，也在1941年夏天被带走。 这一年，是“特别输送”最密集的时间，虎林宪兵队接到上级指示，要清洗一批“通苏分子”和“赤色间谍”。 他们的方法直接粗暴：先抓，再刑讯，最后移送。没有审判，没有辩解。 审讯过程骇人听闻，宪兵用的是灌凉水、剥指甲、过电这些手段，有的档案记载，被抓者在酷刑下昏死过去，又被泼水叫醒继续审。 有个叫刘元杰的天津人，就是因为“与苏联通话”被扣罪名，关了不到十天就送上了火车。 他的卷宗上写着：“情节恶劣，无利用价值，建议处理。”所谓“处理”，就是731部队的实验对象。 当时参与押送的宪兵战犯三尾丰后来供述，送人时不许说话，每人戴着脚镣和布袋套头，从密山站上车直达哈尔滨。 列车是夜里走的，沿途封锁消息，有一次押送七人，到了平房站，只有五人还能走下车，另外两个在路上死了，直接被扔进了雪地里。 这种“特别输送”不是个别现象，黑龙江省档案馆现有66份原始档案，详细记录了52名受害者的姓名、身份、押送原因和移送时间。 原美臻的档案上写着：“身份未明，疑似苏谍，工作时间长，情报能力强。建议立刻送平房。” 最离奇的是朱云岫和他的哥哥朱云彤，两人是东北抗联战士，1941年一起在密山县被捕。 宪兵本想让他们相互揭发，结果两人谁都不吭声，审了七天，两个都快站不住了，最后签字画押“移送处理”，第二周，两人被并排送上了开往哈尔滨的列车。 冯玉祥，这名字在档案馆出现时，让很多研究者一愣，不是那位西北军将领，而是个同名的富锦县委书记，1938年被捕，移送至731部队，从此无声无息。 崔德恩是山东黄县人，在宪兵面前咬舌自尽没死，被判“态度恶劣”，送平房，成为战后伯力审判的重要案例。 到1943年，移送行动仍在继续，李宝成是马车夫，河北南皮人，在虎头被抓，档案记载为“身份模糊，拒不交代”，最后一次被见到是4月15日上车后，没人知道他的下落。 每一个被特别输送的人，背后都是一个家庭的崩塌，蔡风春、孔庆玉、刘喜山，这些名字在“七三一”馆的档案盒里一排排摆着。 他们有的在档案上写着“拒不改过”，有的写着“适合医学用途”，这几个字，就是他们命运的终结。 七三一部队的历史已经被公开多年，细菌战的罪证堆积如山，但像虎林这样的小地方，被记住的太少。 原美臻的后人后来找到他留下的一张老照片，是饭店后厨里，他站在一口大锅前，笑着，那一年是1940年。 参考资料： 《七三一部队罪行档案揭秘》，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
